《工人日报》（2013年02月16日 05版）■本报记者 郑莉
 
2013年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距离除夕夜还有7天。
下了一天的雪，北京街头白皑皑一片，临街小店门口摆出包装精美的北京特产，拉着箱子准备回家的人们行色匆匆，过年的味道更浓了一些。
冬天的傍晚来得早，武士暄穿着母亲留下的红棉袄，借着昏暗的灯光重新梳理了一下头发，冲着镜子绽出笑容，嘴角边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忽然，她像是发现了什么，伸手轻轻按住眼角的鱼尾纹。长期熬夜使她的皮肤苍白而干涩，细纹也慢慢变成了抹不平的皱纹。
坐在不足6平方米的租住屋里，武士暄隔一会儿就要看一眼手机上的时钟。“4点30分，出发吗？”她征询着同屋姐妹的意见。
两人穿好大衣，拉开木门，一脚跨进门前小路的积雪中。同去的房东大姐早已等得不耐烦，背着挎包在门口转悠：“快走吧，还有半个小时就开始了。”
她们踩着积雪，绕过各家各户堆放的杂物，穿过狭长的胡同，城市巨大的车流声渐行渐近，豁然，眼前便是北京城第二条交通大动脉——平安大街。迎着寒风，三人向目的地进发。
与此同时，在位于北京繁华商业圈的工人体育馆路旁，一辆面包车缓缓停下。
李徐带着一双儿女跳下车，回头望向丈夫王高忠：“你今天还发言呢，真不来了？”
“你们先进去，我尽快赶回来！”王高忠话音刚落，便开着面包车混入车流，向居住地皮村驶去。路上，他接到电话，拖欠货款近一年的客户终于答应结清钱，他要在年前尽快收账，以免对方变卦。
在偌大的北京城，王高忠一家和武士暄素未谋面。但这一晚，他们会坐在一起分享彼此的故事——参加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和中国雅虎联合举办的“温暖小年夜”活动。志愿者为他们收集了远在河南老家的父母的心愿。
对于武士暄来说，这是母亲过世后，第一次与父亲敞开心扉。她既期待又害怕，不知会不会再次听到父亲的指责和埋怨。而王高忠则更关心80多岁的父母身体硬朗不，过年开心不。
因为，今年，他们不回家过年了。
一个人的奋斗
42岁的武士暄，年轻时算得上是个美女，皮肤白皙、五官周正、谈吐得体。她在北京做了10年月嫂，因为经验丰富，身价倍增，月薪开到了8000元。
“过年了，肯留在北京工作的月嫂本就紧俏，高级月嫂更受欢迎！”武士暄不愁找不到雇主，但因为连年没白天没黑夜地工作，身体严重透支，正吃药调理，暂时没有“上户”。“吃中药不能做月嫂，一是熬药不方便，二来怕雇主不喜欢这个味道。”武士暄现在觉得，身体比赚钱更重要。
“当年要是爸答应把属于我的那两亩地做试验田，让我种经济作物，生活一定会完全不同。”武士暄来自河南确山县的一个小村庄，高中毕业的她很出众。可不甘于结婚生子了此一生，她选择出外闯荡。
不顾父母的极力反对，1992年，武士暄登上了开往北京的长途车。没想到路上遇到表姐，便中途留在郑州打了两年工。
1994年9月底的一天，武士暄怀揣25元钱，坐火车到了北京。
“没有工作，也不知道住哪儿，就这么来了……那时候真是个愣头青！”武士暄朗声笑道。
那个年代，初来乍到的打工者都知道北京崇文门有个“三角地”。求职的、招工的都往这个不用交中介费、不要暂住证的地方跑。急于找活干的武士暄和同伴扛着行李直奔过去。
在马路边站了半天，不时有人走过来问上两句。不过，正经招工的没几个。
又饿又累的武士暄慌了神。这时，一个老大爷走到她跟前问道：“找工作吗？”
“嗯呐！”武士暄站直身子兴奋地点着头。
“送菜，干吗？”老人问道。
“管吃管住不？”武士暄下意识摸了摸干瘪的裤兜。
“管！”
就这样，武士暄找到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骑自行车送菜，一个月300元工资。
一晃快19年了，武士暄在北京当过服务员、做过销售、干过导购。2003年，听老家同学说，北京急需月嫂，是个新兴职业。“不愿意编瞎话忽悠人”的武士暄辞了销售的工作，参加了一个月的培训班，考取资格证，正式上岗。
30来岁的时候，武士暄担心自己一无所有，常常把工作排得满满的，拼了命地挣钱。从一户下来，她马上拖着箱子住进另一户。她也说不清自己照顾了多少个婴儿和产妇，“五六十家总是有的”。
“40岁了，依然是什么都没有，但反而变得从容淡定了。”2012年，她给自己补缴了18年的养老保险。又赶上母亲重病，需要支付高昂的医药费，积蓄几乎花光。
在生活的磕磕绊绊中，原本内向、有个性的武士暄，渐渐磨平了棱角，为人也随和了许多。但父亲的不理解始终是打在她心中的一个结，无论她多么努力和坚持，得来的也只是争吵后愤然挂断的电话忙音。
赚钱、与家人的疏远，是武士暄选择不回家过年的两个主因。
“他是那种特别传统的父亲，在他看来，女儿在外打工18年，既没挣到很多钱也没嫁个好人家，对得起谁呀？”武士暄“控诉”着父亲的不是。忽然，又沉下声音：“其实，我知道他是盼我好……”
五金店 “ 小老板 ”
1994年，当武士暄一头扎进北京城的时候，17岁的王高忠也坐着长途车“进京”了。
相比武士暄，王高忠的北京生活遵循了大多数务工者的“传统”：先从装修工做起，后来攒钱买了辆面包车拉货，有时也拉客；2005年，拥有了自己的建材五金批发店。其间，他与同乡姑娘李徐结了婚。三年后生下女儿王奕涵。又过了一年，儿子王琳博出生。
“在老乡里，你算是混得好的！”每当听到这样的“恭维”，王高忠总会红着脸挥着手回应：“哪里呀，差得远嘞！”
在北京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有个皮村。这座城中村常住人口1000多，而外来务工人员过万。这种常住与流动人口的严重倒挂，让皮村出了名。有人为这里写过报告文学，还有人拍过纪录片。王高忠的小店就开在皮村。
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村，通往皮村的路口一定会有硕大的路牌明显标注出“皮村”的字样。一条大路贯穿东西，中心的环岛是这座村庄的“黄金地带”。距离春节还有5天，周围商户把年货堆成小山，招揽着准备回家过年的顾客。
从环岛辐射出一条笔直的道路，沿途挂满五金店、小饭馆、垃圾回收站的招牌。王高忠的五金店便在紧邻马路的一座两层自建房里。
一楼布置成超市一样的店铺，方便客户挑选。二层中间是仓库，两侧辟出四个耳房，作为卧室、厨房、厕所。仅有的两间卧室一间给“雇员”住，另一间挤着王高忠一家四口。
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里摆进两张床、三张桌子，便已十分局促。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奖状，一张描黑了字迹的手写纸条颇为醒目：“今天给父母打电话了嘛？你知道父母的生日吗？”
“小时家里穷，但每当过生日，妈都给我煮两个红皮鸡蛋。可到现在，我还不知道父母的生日。问过几次，他们总说忘记了……我看他们是不想我惦记。”王高忠低着头悠悠地说。
王高忠来自河南省项城市王楼村。因为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初中毕业，他便放弃上高中的机会，跟着同村人外出打工。
少年时吃苦的经历让他知道“挣钱”要紧。“每年光房租就得花七八万元。现在店里的生意也大不如从前了，还欠着很多外债。所以能省就省。”生活和经济的压力催促着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生意里去，有时忙起来，甚至忽略了远在家乡的父母。
“有一次家里给我来电话，说我妈病了，躺床上一个月了，一直叫我名字……我才意识到，竟然已经几个月没往家打电话了。”当天晚上，王高忠就写了那张纸条贴在最显眼的地方，提醒自己时刻记挂家乡的父母。
亲情的鸿沟
当年，姐姐嫁到600公里外的郑州，武士暄已经觉得相隔千山万水。“那时候下定决心，我长大了绝不抛下父母跑那么远。”武士暄没想到，自己竟是家里离开最远、最久的一个。
到北京18年，武士暄多少也存下了一点积蓄，租上一间像样的房子居住不成问题。可如今，她依然租住在一个大杂院厨房改造的平房里。“当初，是为了就近送妈看病租下的。门和窗户都是我亲手封的。”武士暄出神地望着用蓝色塑料布遮得密不透风的两扇小窗，“原本打算跟妈在这里过冬，怕她冷，特意封了好几层，谁想现在用不上了……”
2012年夏天，武士暄回老家办理养老保险的手续，见80岁的母亲卧床不起，一直喊着“腰疼”。家人说，这种情况已经有些日子。
武士暄慌忙拉着母亲到县医院检查，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胆囊炎、动脉硬化……看着化验单上飘红的指数，她急了。
“北京有很多好医院，把妈送到北京来吧，我半夜排队挂号也要给她找最好的医生。”武士暄努力说服家人。
但她的提议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父亲认为，北京离家太远，长途舟车劳顿，老伴的病情会恶化。何况，看病要花不少钱。
这次，武士暄依然没有遵从父亲的意见：“所有费用、后果我一个人承担。”
2012年6月27日，武士暄永远记得这一天：母亲在父亲和哥哥的陪伴下抵达北京，从此再也没有活着回到家乡。
因为租住屋实在太小，家人分头照顾了20多天后返回家乡。武士暄不再“上户”做月嫂，独自一人照顾母亲。
一度，母亲的病情开始好转。有一天，长期卧床的母亲竟然喊女儿背她。“我好多了，腰也不那么疼了！”母亲笑得像个孩子。
武士暄满心欢喜，觉得母亲一定会好起来。她已经盘算好，蛇年春节带着母亲在北京过。甚至，还做了一件红棉袄。
可没想到，刚刚入冬，母亲不小心摔了一跤，送医院时已经昏迷，很快便猝然离世。“我如果不忙着去做饭，如果看得紧一些，如果不同意医生给妈开颅，如果……”武士暄哽咽着。但，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更让武士暄难过的是，悲伤的父亲执拗地认为，老伴突然离世，全是因为武士暄不听劝告，自作主张所致。于是，将满腔的怨恨，都落在她的身上。
从此，父亲很少接她的电话，甚至有时两人争执起来，便直接把她的电话挂掉。
多年来，武士暄与父亲的沟通都要由温和的母亲传递。如今，疼爱自己的母亲不在了，她与父亲间便横亘下一条深深的沟壑，无法交流、很难逾越。
2月3日，“温暖小年夜”现场，武士暄终于从视频中亲耳听到父亲的嘱托：“我过得挺好，有鱼有肉。你多攒点钱，等老了养活自己。这样你就满足我的要求了！”
大屏幕上，当老父亲说到这句话时，瞬间，泪水模糊了武士暄的视线。

那一缕乡愁
春节前，武士暄与王高忠同时参加了中国雅虎发起的“替你看看爹和娘”活动。武士暄特意把收集心愿的志愿者安排在家政公司见面，“家里寒酸，不能让爸觉得我在北京过得不好”。其实，她更希望父亲能理解她，不再恨她。
王高忠并不像武士暄这般叛逆，他享受着中国式的“父慈子孝”。
2月9日，除夕夜。王高忠给家乡的父母拨通电话：“爷爷奶奶，拜年啦！”刚刚过完10岁生日的王琳博像个小大人般抢先“发言”。窗外鞭炮轰鸣，无法确知电话那头老人们在说些什么，只听清一句话：“家里一切都好，爹妈身体都好，不用挂念。”
老两口最害怕年纪越来越大，走不动了拖累孩子，给孩子带来负担。生活再困难，也不想让孩子操心。
“我不怕死，老了总是会死的。我就是不敢老，做什么都不中了高忠就要牵挂我们，操心我们。他在外挣营生不易嘞！”新年前夕，在河南老家，王高忠的母亲面对替儿子给自己拜年的志愿者絮叨着。
北京皮村，除夕夜的街道上冷清了不少，没有回家过年的人在街两侧摆好烟花和鞭炮，等待零点时分的到来。
看着一双儿女站在大门口捂着耳朵放鞭炮，李徐摇着头叹道：“我从小离家，也算是野惯了，可怎么人越老越思乡了！”
要不是没有找到看铺子的人，王高忠一家原本是打算回家过年的。
“在北京过年多好，可以逛庙会，去世界公园……”王琳博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着春节的“节目”安排。
对两个孩子来说，回老家过年可以见到众多亲人。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漫山遍野疯跑，不用躲避疾驰的车辆，也不必担心“坏孩子”的骚扰。
不过，如果可以选择，他们更愿意留在北京过年。“村里常常停电，整晚黑漆漆地，连春晚都看不了”；“一下雨就满地的泥浆子，不像城里有柏油路”……姐弟俩历数乡村的各种不便。
他们都在河南老家出生，但长到几个月就被父母带回北京。偶尔说起的方言，也早已脱去那股“乡土味”，在同村孩子中像一对异类。
在老家的山村里，没有他们的朋友。而在北京的皮村就不同了。
王奕涵和王琳博在附近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就读，从校长到老师到同学，都来自外地。有一阵子，政府要关闭这所打工子弟学校，将孩子们集中到附近的一所更大的私立学校里学习。但王奕涵并不领情：“那个学校不行，校风不好，老师对外地学生不好。”
在家长们的呼吁下，打工子弟学校被保留下来，私立学校搬迁走了。可已经读到六年级的王奕涵即将面临更大的选择：就近入读初中，还是回家乡读书。
“老家的学校一个班快100个学生了，老师上课要用喇叭喊。”王奕涵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消息，拉着父母央告。离五金店最近的中学同样不理想，但她更渴望留在父母和弟弟身边，“不想当‘留守儿童’”。
暂时居住地
“还记得孙志刚吗？那个因为没有暂住证被关进收容站，后来被打死的大学生。”李徐说，“那个时候，没有暂住证真的不敢出门”。
“暂住证是啥？”王琳博靠在李徐怀里好奇地问道。
“一张纸，证明你是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的外地人。时刻提醒你不是本地人，也休想成为本地人。”李徐语气中透着无奈。
1998年的一天，她与几个姐妹下班走在路上，迎面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吓得躲进了附近的厕所，半天不敢出来，“听说有老乡在街上被抓，关进小黑屋，然后遣送回了老家”。
那时候，王高忠一天只能挣10多元钱，办一张暂住证要100元，而且还得请客送礼托关系才能办上。不过，正在做装修工的他倒没有妻子那般胆怯。从公司宿舍到工地有车接送，一车工友都没有暂住证，如果半路遇上检查人员，自然有老板交涉。
18年中，“流入”北京的人越来越多。据2010年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常住人口为1961余万人，十年间增长了600万人，平均每年以60万的人口递增，其中大约有10万多是户籍增长，40多万是流动人口增长。照此估算，北京没有本地户口的常住“流动人口”将超过800万。
与此同时，作为“外地来京人员在本市临时居住的合法身份证明”，暂住证取消了强制性，提升了服务性。
武士暄也很庆幸，“谈暂住证色变的年代已经过去”。她在北京有一份高薪工作，而且炙手可热。可每到农忙时节，她还是会回到老家，帮父亲收庄稼。
有时，走在北京街头，会有人塞进手里几张售房广告，武士暄也会动心：“有了自己的房子，是不是就不算‘流动’了呢？”
可她根本买不起。上养老保险，一年好几千元缴着，总感到背负了沉重的“债务”。“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只卖给有北京户口的人，商品房又太贵。”武士暄觉得买房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四处租房住的武士暄和王高忠像是断了根的浮萍，在北京漂泊了18年。可远在河南的家，似乎再也回不去了。
“北京人会觉得我们属于这个城市吗？”王高忠反问道。
何处是我家
在10来岁的王奕涵和王琳博看来，北京就是他们的家。
这里有他们的父母、老师、同学、朋友。他们已经熟悉了出门左右看车，上学路靠右走，遇到陌生人不搭讪这些在山村里用不上的生存技巧。
“有个北京老奶奶夸我们好像是北京人，普通话说的特别好。”王奕涵忽然问道：“爸，你说怎么成为北京人？”
王高忠一时哑然。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每当听到女儿朗诵这首《乡愁》，王高忠会心头一紧。
他曾想过将父母接到北京照顾。2012年夏天的时候，经过反复游说，父母终于答应到北京走走。
李徐开了13个小时的车回到山村接老两口。但她发现，老人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了800公里的奔波劳顿，稍坐一会儿汽车便浑身发抖，恶心头晕。
“我们老了，在村里熟门熟路，到那么大的北京城，反倒不适应。”老两口最终拒绝了孩子们的孝心。
家乡，除了有亲情牵挂，似乎再也没有值得王高忠和武士暄留恋的。
属于王高忠的一间瓦房因长期无人居住，早已断水断电。一家四口每次回乡，都要寄居在哥姐家中。
武士暄偶尔回家，与三两高中同学聚会，可以聊的话题所剩无几。大家还会私下猜测，她在北京是不是已经成了“百万富翁”。
母亲去世后，武士暄的身体也彻底垮了，承担不了月嫂的工作量。其间，她在一家做了几个月的家政。这户人家有一个瘫痪在床的老人需要照顾，属于姐妹们都不愿接手的“烫手山芋”。可武士暄想起母亲生病时，自己的孤助无援，还是应承下了这份工作。
把老人“送走”后，这户人家仍然请武士暄帮忙做了两个月的饭，一天只要做2小时，开出3000元月工资。她觉得给多了，可雇主把钱硬塞在她手里：“谢谢你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了一把……”
在武士暄眼中，人不分本地外地，而是分善良刻薄。参照这个标准，她与许多善良的北京人没有什么两样。
武士暄为自己规划了短期目标：再做两三年月嫂，然后改行到医院或机构里做营养师。前不久，她已经在北大参加了2个月的培训，考取了高级营养师资格证。
相对于王高忠一家四口，独身一人的武士暄内心的漂泊与空虚感显得更为强烈。几年前，她开始念佛，试图为心灵找到安宁的居所。
对于许多“流动人口”来说，通往“北京人”的路依然漫长。
“也许再过10年，孩子们长大了，我们买了房，暂住证也取消了……”王高忠想，那时候，一家人就算是扎根在北京了。
“不管有房没房，只要一家人在一起，走到哪儿都是家。”李徐比丈夫要乐观些，“到时，咱们可不能成了孩子的累赘。”
“将来我要当科学家，考香港大学”；“我要去巴黎，学服装设计”……爆竹声中，农历新年翻开了新的一页，两个孩子憧憬着未来。
忽然，王琳博扭头搂住妈妈的脖子：“妈，到时我给你们买大别墅，咱们离开皮村，住到更好的地方去。别担心，有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