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苏墨

    诺贝尔曾在遗嘱中说，文学奖应颁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自1901年首次颁发以来，获得这一殊荣亚洲作家只有印度的泰戈尔、以色列的阿格农、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和中国的莫言，这屈指可数的五位。尽管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一直存在争议，但人们依然将它视为世界文学界的最高奖项，称之为“纸上的王冠”。

    泰戈尔与阿格农

    印度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亚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当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为之震惊。连泰戈尔本人也惊讶地问：“亚洲人有资格获得这个奖吗？”

    泰戈尔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写出了大量反映印度民族复兴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诗歌、小说、戏剧作品。他获奖的作品是英文诗集《吉檀迦利》，在印度语中“吉檀迦利”是“献诗”的意思，即颂神的诗歌。

    颂神诗歌并不是泰戈尔首创，印度自古以来就有，往往用情歌的形式。而泰戈尔借用这种古老的诗歌形式，着意歌颂现实世界的快乐和悲哀，其诗回旋着时代脉搏的跳动。在译为英文时，他将原来的格律诗改为散文诗，但是依然继承了印度韵律诗特有的重复和音节相同的原则。

    泰戈尔出生在殖民主义者入侵以来，东西方文化浸润下的一个典型的印度上流社会精英家族。在古老的印度文明和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双重浸染之下，他打破了东西方文化的间隔，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西方人在他的作品中读到了天真纯净、自然和谐的意味，感受到了心灵皈依的幸福与喜悦。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潮、后期的新浪漫主义思潮，以及象征主义等都曾试图重构远逝的神话，泰戈尔的诗契合了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也正因如此，泰戈尔成为亚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

    时隔53年，1966年，以色列著名作家，施姆尔。约瑟夫。阿格农（1888－1970）问鼎诺贝尔文学奖。

    阿格农出生在波兰一个犹太家庭，10岁时迁居巴勒斯坦，25岁时赴德国任教，1924年重返巴勒斯坦。他对犹太民族文化怀有真挚感情。生活阅历使阿格农对人生有了深刻的体验，并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的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新娘的华盖》、《宿夜的客人》、《前天》，短篇小说《黛拉婆婆》、《千古事》等。他的小说中交融了犹太民族的历史和今天，描写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渴望着扫除人世间一切贫困、痛苦和屈辱。有人认为阿格农的小说是“发自内心情感的表达，正如脉动是心跳的表征”。

    1966年作品《行为之书》因“叙述技巧深刻而独特，并从犹太民族的生命汲取主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更赞誉他是“现代希伯来文学的首要作家”。

    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

    之后，分别登上瑞典皇家科学院领奖台的两位亚洲作家均来自日本：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虽然拥有相同的国籍，但他们的人生阅历、成长背景、创作风格、审美倾向迥然不同。

    1968年，川端康成一身和服，用日语作了题为《美丽的日本的我》的演讲，竭力地赞美日本的传统精神，体现民族固有的冷忍与距离感。26年后，大江健三郎则着一袭西式礼服登台领奖，从始至终用英文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暧昧的日本的我》，体现出极强的现实精神和国际意识。从这个细节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二人在东西方文学上的侧重。

    川端康成曾经尝试过全盘西化的创作方式，但是并未给他带来成功，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探索西方现代派艺术技巧与日本传统色彩结合的道路，并形成了自己独特艺术风格。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三部名作《雪国》、《古都》、《千鹤》，无不体现他对日本古典美及民族个性的追求。

    大江健三郎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在他的创作中，追求的是与世界同步。相对于川端康成，他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现代派小说的诸多技巧，将之与日本小说的传统写作方法相杂糅到一起。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主义、意识流、荒诞派、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流派的影子，所以很难定义他究竟属于哪个流派。这种既有别于日本传统文学又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学土壤之中的独特样式，被人们称为“大江文学”。

    1994年瑞典文学院以其作品《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授予大江健三郎诺贝尔文学奖。他们评价大江健三郎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并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将生命和神话凝聚在一起，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惑和不安”，认为大江健三郎“深受以但丁、巴尔扎克、艾略特和萨特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开拓了战后日本小说的新领域，并以撞击的手法，勾勒出当代人生百味”。

    多位中国作家与诺奖擦肩而过

    在莫言之前，中国作家完全缺席诺贝尔文学奖。但中国文坛不乏与该奖获得者比肩之人：鲁迅、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皆具有被诺贝尔奖加冕的实力，但因各种各样的原因都与之擦肩而过。

    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作家。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赫定到我国考察，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尽管鲁迅有足够的文学成就与许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媲美，但他却自己认为“不配”、“还欠努力”，而且认为当时全中国没有作家能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战争期间，惟一被学院讨论过的东亚作家是赛珍珠和斯文。赫定推选的林语堂。人们称赞他呈现的中国图景有价值。1975年夏，国际笔会在维也纳召开，林语堂被选为副会长，接替川端康成。会上，全体通过以国际笔会名义推荐林语堂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遗憾的是，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意大利诗人蒙塔莱。

    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2001年曾向外界披露：“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被老舍得到”。但老舍1966年就已去世，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结果这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日本的川端康成。

    同样没能等到诺奖加冕的还有沈从文。他在1987、1988年连续获得提名，他的作品也已传播到瑞典，并且热潮未退。尤其在第二次提名中很有希望获奖，可惜的是，沈从文先生于这一年的5月与世长辞。

    大江健三郎预言成真

    亚洲作家阔别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近二十年后，中国作家莫言获奖，可谓是众望所归。在今年开奖之前，几大热门人选也全部来自亚洲。最受人关注的当属中国作家莫言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与莫言和村上春树都打过交道的大江健三郎曾经预言，“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文学奖，我看好莫言。”如今，大江的预言终成现实。

    莫言此次获奖，与他的作品近两年在西方的出版与推广有极大关系。长期以来，莫言的作品如《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等都很为瑞典文坛所看重，而其由瑞典汉学家陈安娜女士翻译的巨著《生死疲劳》今年刚在瑞典成功出版，在哥德堡国际书展上被隆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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