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2012年05月13日 01版）本报记者 李刚殷 邹倜然
  
进入5月，在美国安了家的张先生为了身在国内的老母亲的养老问题左右为难：自己和弟弟不在母亲身边，年逾80的老母亲无人照顾；母亲想住养老院，但却又没有床位。
张先生的母亲今年81岁，前年老伴去世后就独自一人住在杭州市下城区的房子里。而张先生与妻子目前生活在美国，一年只能回家一次到两次。他的弟弟与弟媳则生活在北京，每年也仅能在过年时回杭州看望母亲。
老母亲无人照顾，张先生当然放心不下。一开始，张先生为母亲找了一名保姆，但由于种种原因与老人相处不好，只能作罢。后来，弟弟又提出把母亲接到北京养老。但老人说自己不习惯北方的气候，不愿意过去。最后，老人听说以前的一位老友住在杭州福利中心，生活还不错。于是，张先生的母亲跟他商量，也想住进去。
张先生权衡利弊后，觉得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就专门回国来办理这件事。谁知，打电话过去一咨询，养老院已经没有床位了。他多方打听，得知目前杭州市主城区里的养老院床位都在排队，轮到他的母亲为时尚早。而偏远郊区的养老院，老人又不愿意去。这下，张先生犯了难：老人养老的一张床，居然没有位置放，该如何是好？
其实，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不少杭州人都在因为养老问题“头疼”。杭州，这座马可·波罗口中的“东方最美之都”正在日趋“衰老”。
这不是危言耸听。早在2010年，杭州就比全国平均水平提前11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杭州市民政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末，杭州全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22.19万人，占总人口的17.53%。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2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8%。
从某种程度上说，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杭州在全国都有一定标本意义。
一家公办养老院近2000人在排队
养老成为了摆在杭州城面前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公办养老机构床位缺口过大，成了杭州养老的最大短板。
据杭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处长陈国民介绍，杭州市目前有各类养老机构250余家，公办占68%。市一级养老机构主要有3家，分别是第一社会福利院、第二社会福利院和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这其中，除主要寄养三无老人（无生活来源，无法定抚养人，无劳动能力）的第一社会福利院外，其余两家都在超负荷运转。
“床位太少了。现在算上民办养老院，杭州市每100个老人也仅有2.71张床，平均37个老人一张床，远远不够！拿福利中心来说，现在有将近2000人在排队。”陈国民告诉记者。
记者在杭州市福利中心看到，一幢幢金黄色的楼房配上朱红的屋檐，与中心内的绿树相得益彰。环境很不错，但想住进来却非常难。据福利中心负责人介绍，目前院内最新住进来的一对王姓姐妹，早在2008年就登记了，一直排队到今年才刚刚入住。
除了床位绝对数的短缺，杭州市公办养老机构还存在冷热不均的现象。位于主城区的养老院和社区养老中心床位均十分紧俏，而位于郊区或农村的养老机构就很冷清。陈国民认为，产生这样冷热不均的状况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观念，二是收入。农村人口普遍有一种观念，将老人送到养老院就是不孝。再加上农村老人收入有限，难以支撑养老院的费用，冷热不均自然产生。
此外，目前杭州各养老机构护理人员队伍还存在着护理人员老龄化与护理人员流失率高的问题。以杭州市福利中心为例，该中心现有护理人员92名，持证护理员占70%，但护理员年龄普遍偏大。护士长施敏告诉记者，现在福利中心很难招到年轻的护理人员。就算招到了，年轻人也只愿意去护理健康老人。
“我们很多护理人员都做了10多年，年纪也大了。比如有个护士黄建英，今年都59岁了！我今年本来要招20多个人，到现在才招到两个。太难了，年轻人都不来的。”施敏说。
陈国民认为，造成护理队伍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是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大、成就感低、工资低。护理员要对老人的日常生活进行护理，还要倒班，工作压力很大。但工资只有2000多元，最高不超过3000元。因此，非但年轻人不愿意入行，很多有经验的护理员在考取养老护理员证之后，也会选择跳槽做保姆等工作。
民办养老院获得土地非常困难
记者了解到，在公办养老机构陷入窘境的同时，民办养老机构步履维艰。
陈国民就告诉记者，目前杭州的养老市场存在着公办养老机构热、民办养老机构冷的局面。
陈国民对此分析认为，一方面受传统习惯影响，老年人都比较信赖公办养老机构，而目前有寄养需求与能力的老年人基本上都是政府、学校、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对公办养老机构有一种特殊情怀；另一方面，公办养老机构的设施条件普遍要比民办的好——公办养老机构都配备有较大规模的医疗、活动场所，甚至还有心理学专业的义工，而民办养老机构因为条件限制甚至连活动场所都捉襟见肘。
正因为这些主、客观原因，杭城的民办养老机构普遍步履维艰。比如位于杭州市上城区紫阳街道的唯康老年公寓，采取的是公办民营的模式。公寓一张床位收费是1500元左右，老人根据需要支付伙食费和护理费用。整个公寓共计五层楼，一共100张床位，目前入住率基本高于80%，但运营成本依然高于床位收入。
公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100多张床的运营成本每年就是100多万元，而公寓一年的收入最多在60万元上下。从开办至今年年亏损。
此外，民办养老机构还常被质疑借养老院的名义打房地产擦边球。杭州市位于转塘和留下的两家民办养老院，就因为存在转让使用权的行为，一度受到各方批评。陈国民告诉记者，鉴于这种情况，民政局对于民办养老机构的审批非常严格。“近几年我们一家都没有批过。”陈国民说，“只要有打擦边球的想法，都会直接拒绝掉。”
而对于真心想做公益养老的民间资本，最终让养老院落地也非常困难。原因很简单：没地。民办养老院想要获得土地非常困难，尤其是主城区内，基本不可能。而如果建到郊区，又难免出现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因此，虽然有不少民企老板对建立养老院表示出兴趣，但真正付诸实践的微乎其微。
创新养老机构 “ 叫好不叫座 ”
可喜的是，虽然机构养老面临诸多问题，但杭州也在积极寻找办法破解困局，比如从去年开始大力推广托老中心。托老中心能像幼儿园一样提供“日托”、“全托”等服务，照顾老人的日常生活。老人们在这里吃饭、打牌、看电视，有专门的人员看护。当家人在家时，就把老人接回去，共享天伦之乐。
“其实托老中心是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结合，‘日托’还属于是居家养老，‘全托’就等于机构养老了。”陈国民向记者解释。
看起来，这种养老方式尤其是“日托”更为灵活，理应受到青睐。但记者了解到，一年来托老中心尤其是“日托”并不吃香，其主要原因在于老人普遍认为日托不如全托，最终还要麻烦子女。而且，办理日托后，不想来还必须请假，不少老人嫌麻烦。
虽然托老中心还无法获得广泛认可，但无疑是将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相结合的有益尝试。针对养老面临的困局，杭州市积极从夯实现有基础上寻找破解之道。此前，杭州市公布的《健康杭州“十二五”规划》中就明确表示，到2015年，杭州市养老服务床位数将增加至57280张，即每百名老人拥有四张床位。
“我们在丁桥正在建第三社会福利院，今年底就能投入使用了，床位有2000多张。”陈国民告诉记者。
同时，杭州市还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将国土、发改委、民政局、社保局等单位定期组织在一起，就有关机构养老的事项进行研究。各部门也对机构养老的重视程度逐年提升，尤其是近年来，杭州市将养老机构床位的增加数纳入综合考核指标，进一步推动了机构养老的建设。
此外，杭州市政府还在民办养老机构的政策和资金上都提供了补助。在一次性建设补助方面，非营利性民办养老机构新建、改扩建用房自建的，床位数达到50张以上，六城区每张给予6000元的补助，萧山、余杭及五县（市）每张给予3000元补助。在运营补助方面，民办养老服务机构接收六城区户籍老人入住的，市、区财政按每人每月60元的标准给予非营利性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寄养补助。在税费优惠方面，减免了养老服务机构的有关税费。
杭州市民政部门还出台了《杭州市养老机构服务标准（试行）》、《杭州市国办养老机构准入评估办法》，明确了公办养老机构和民办养老机构统一的服务标准以及入住养老机构的条件。加大对民办养老机构的补贴，并对入住老人给予寄养补助，建立1000万元规模的养老服务建设基金，对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给予三年银行贷款利息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