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峻下的悲悯

――董立勃《杀瓜》

   董立勃在《杀瓜》（《作家》2012年1月号）所采用的叙事方法，让我想起了文学史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小说关于马原的“叙事圈套”的论析，以及那个让我多年困惑的“元小说”的概念。忽然就想到，这篇《杀瓜》也许该是有一种先锋小说的意味了。

所以，董立勃也用了这样的叙事淡化了小说情感深度，给我们一种外在的冷漠叙事，打断我们对小说故事阅读的节奏。比如，他在写过了陈草的瓜棚和陈草的简单日常生活之后，便打断了我们往下读的节奏：“好了，关于卖瓜买瓜吃瓜的事说得够多了，再说下去，你一定为以为这只是关于西瓜的故事。”当村长王大强给陈草打了白条拿瓜走了之后，他又写“看到这里，你也许会想，这确实不是个西瓜的故事。不过，也不要把它想成一个干部打白条欺负村民的故事。这到底是个什么故事呢，再往下读，你也许就会有一点明白了。”而结尾，当陈草拿出所有的白条，让王大强在他的尺长的杀瓜刀面前吃瓜并要账时，他又这样写：“不，不不，不要说，你终于明白我要说的是一个什么故事了。说真的，连我自己写到这里，都不知道我究竟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了。……”。小说以这样的叙事句子或段落穿插在故事讲述中，其形式，其效果，完全具备了一个“故事圈套”所有的特质。

   不过，既然小说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那么对于我而言，并不在意此种形式所带来的阅读被强行打断的无奈。毕竟，当一种圈套被反复使用的成常识的时候，也就不再具有原有的先锋意味了，留下的，其实还是那种精神。但是，这种精神依旧是对现实的深度关怀。

   所以重回故事，我们读到的是董立勃在这个有点散淡的故事中所关怀的普通人的命运，所体现的对普通人生活在逼仄空间下的悲悯情愫。陈草种了二十几年的瓜，以种瓜为本，以种瓜养家。天年好的时候收成高一点，遇灾害之年则亏。但他不怨天怨地，安心于一个农民的本份与善良做人的品性。可是，村长王大强年年都会用这里最好吃的陈草种的西瓜招待来检查工作上级领导而取走了瓜却打下不少的白条。看着手中厚厚的白条无法兑付，陈草心中无奈。在想追上刘国红还他掉下的一百元钱回来时，看到领导练车撞倒自己的瓜棚撞碎那堆西瓜，领导庆幸他棚里没人而没有造成事故，所以给陈草一千元赔款并嘱咐他不要说出去，陈草庆幸自己去追人还钱而没有被领导练车所撞，并对刘国红的一百元钱救了自己的命而心存感激。他不知道刘国红犯下命案，可是，刘国红却因自己所提供的线索最终被警方抓获，陈草念念不忘还钱却终不能完成心愿，只是捐出了自己所获得的一万元奖励以慰自己的不安，并在刘国红被执行死刑之后以那一百元作为烧纸为祭。而刘国红，从本质上说，原来只是一个本份的农民，被逼无奈最后杀了自己所在村的村长一家。

董立勃在自己的平淡叙事，让故事中套着一个小小的关于刘国红的故事。可是，陈草却从刘国红一个人的遭遇中，品味出的是他和刘国红两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的沉沦，两个人的忧伤。权力无处不在而使好人难做。普通人总是在苦挣苦扎中生活，权力却视之为无物或是草芥。王大强之所以拿瓜打白条不正是陈草太老实本份吗？并且说，拿他的瓜来招待上级是看得起他。如此的作派，其实在当下的乡村日常生活中，何曾是个案呢？这真的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

董立勃冷漠的叙事语言中呈现出了这样的现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乡村生活的窗口。俄罗斯人扎米亚京说过这样一句话：“真话，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学作品最最缺乏的。作家撒谎成性，习惯于讲话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因此，大多数的文学作品甚至没有完成今天历史所赋予的最基本的任务；看清我们这个奇妙、独一无二的时代，看到它所有的丑恶和美好的方面，记录下这个时代本来的面目。”以此观之，《杀瓜》记录的是我们不曾看到的生活面目，看到的是董立勃对生活中那些丑恶与美好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