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狐成妖,磨砖成镜
———浅谈刘年及其诗歌印象
王单单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曾和刘年在云南哀牢山上喝得酩酊大醉,对着蓝莹莹的天空声嘶力竭,泪眼汪汪地唱崔健这首《假行僧》,我唱给我举棋不定的人生,他唱给他漂泊无常的生活。刘年之前就写过一首名为《游大昭寺》的诗歌,“一个敲鼓唱经的喇嘛和一个沉默的诗人相遇了/大殿上,酥油灯的光芒逐渐强烈,栅栏逐渐消失//懂了吗?喇嘛歌颂着的就是诗人诅咒过的人间/懂了吗?那些诗歌串起来,挂在风中,就是经幡//没有人注意,留在殿里是一个身着袈裟的诗人/走上大巴的,是一个带着相机和微笑的苦行僧”,我总认为,诗人是带发修行的僧侣,大地是他的寺庙,行走是他的经书。
和刘年相识,不到两年时间。那时他寄居昆明黄土坡,名不见经传,在云南某省级刊物做诗歌编辑。诗歌让我们亮出肝胆,并在汉语的世界中萍水相逢,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自古优秀的诗人,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刘年是一个酷爱行走的诗人,在《我在云南的日子》中,他写到“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梅里雪山/高黎贡山、无量山、鸡足山和哀牢山/诸神在上,诸鬼在下/在云南,我像狗尾巴草一样躬身下去”,“大块假我以文章”,大自然中的江、河、雪山、荒原、寺庙、月亮等物象,在刘年的诗歌中得到升华并为其艺术所指垫出一定的精神高度。他在行走的途中,把丢失的自己像捡煤块般,一块一块地拾起,缝合,然后放进语言的熔炉中,提炼出一首诗歌应该具有的体温和血性。对大自然的虔诚,就是对诗歌的虔诚,于诗人而言,肉身的行走其实就是心灵的释放与漫游。为了看金沙江,他可以把帐篷搭在江边,在一个风声鹤唳的夜晚苦苦等待黎明的再一次降临。我曾不解地问:既然江边的夜晚令人毛骨悚然,为何还要选择野外露营。他回答:清晨醒来,拉开帐篷,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看着眼前波涛翻滚,听着山中虫鸣鸟叫,会流下泪水,会感到幸福。也许这是灵魂“人迹罕至”的地方,除了刘年,我们都不曾到过。
在《洪家营的月亮》中,“看不到门牌,不知是监狱,还是精神病院。/有两丈高的围墙和拇指粗的钢筋。没有牵牛花。//不知是病历,还是罪名,白纸写着黑字:/举石砸天,挑沙填海。养狐成妖,磨砖成镜。//穿过钢筋后,月光变得锈迹斑斑。/月亮若是上天掷来的一枚硬币,我永远选择背面。”诗人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坚硬而冰凉的世界。这里“没有牵牛花”,一切可能绽放的生命迹象在高墙之内都被命令熄灭,有的只是拇指粗的钢筋,锈迹斑斑的月光,有的只是“举石砸天,挑沙填海”的无力与绝望,有的只是“养狐成妖,磨砖成镜”的漫长与虚无。道德可以成为我们这个社会评判个体行为的标准,但它绝不能成为一个诗人放弃尊重生命的借口。
人生如寄,从高墙之内走到高墙之外,不过是从一座牢狱到另一座牢狱的过程。如果说《洪家营的月亮》中的“监狱”一词是形而下的的现实所指,那么在《胡家寨的牧羊人》中,诗人让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座形而上的浩大无边的“牢狱”。在一个名叫胡家寨的偏僻荒村,村民死的死,走的走,仅仅剩下一个牧羊人和他的四十一只山羊,为了缓解内心强大的孤独感对自己肆无忌惮的残噬以及在梦中还原胡家寨曾经人畜兴旺的乡村原貌,主人翁胡生元给每一只羊都安上一个熟人的名字。刘年通过黑色幽默与荒诞不经的叙述方式,在诗歌中为我们虚设一柄自戕的斧子,它所传递的那种巨大的疼痛感让读者瞬间陷入阵阵锥心之痛中并久久不能痊愈。这就是刘年诗歌的力量,他不需要用华丽的辞藻来建立宏大的叙述场景,而是通过冷静舒缓,朴白准确的表达方式,将诗歌所应具有的力道一针见血地呈现出来。用一首诗歌完成一个中篇小说的使命,能够看出一个诗人所具有的智慧和才情,刘年做到了。
除此之外,刘年还擅长在诗歌中大量“留白”,刻意制造一种“语言的缺席”留给读者更多想象的空间,进而渲染出诗歌美的意境。比如《口琴》中
·······
8
山村的夜晚
会很静,很长
不要紧,我带了很多书
9
我还带了口琴
放学后,学生离去,喧闹的乡村小学重新回到黄昏的寂静中。这样的寂静是刘年“在路上”的生活常态,他知道怎么为自己疗伤,怎么安抚自己那颗被命运打败的心,他需要蹲在校园矮小的土墙上,面对落日,通过一把口琴救赎自己。点到为止,“我还带了口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里的“留白”将诗歌之美带入更大的潜在的语言环境中,任由读者去发挥想象。刘年的诗歌擅用短句,干净利落,一语中的,节奏感强,像湖中的涟漪,从一个点上慢慢荡开,扩散,从而营造出一种余音绕梁的效果,这不禁让人想起谢莫斯·希尼说的“我写诗,只为凝神自照,只为使黑暗发出回声”。或许,对于刘年来说,何尝不是一样。
在《父亲送我上车》中,父子俩在一条“雨丝一样潦草/看不清远方”的路上走向离别,遗憾的是这样的离别并非短暂的分开,
“都无能为力/我们无力阻止一声咳嗽/或者一个归期”,“每个字/都讲得很慢/一笔一画/工整如同遗嘱”,诗人似乎给我们揭开了一层噩梦的面纱,我们看到他在生命无力抗拒的力量面前,被彻底击溃的样子,那么悲伤,那么孤独。于是刘年在之前经历的生离死别中获得了一种无法言说的经验,在《写给儿子刘云帆》中,“突然想到了身后的事/写几句话给儿子”,“不要开追悼会/这里,没有一个人懂得我的一生”,“放三天吧/我等一个人,很远/三天过后没来,就算了”,“
棺材里,不用装那么多衣服/土里,应该感觉不到人间的炎凉了”,“
碑上,刻个墓志铭/刻什么呢,我想一想//就刻个痛字吧/这一生,我一直忍着没有说出来//凿的时候/叫石匠师傅轻一点”,“不要提国事/我早已料到/你看看,石碑上的那个字/刻得那么深”,没有身前哪有身后,这是对人生的一次回顾与总结,生命因为精致而变得脆弱,刘年的诗歌中装着一个杜甫,也装着一个李煜,就算居于闹市,身边觥筹交错,他也是孤独的。谈到刘年诗歌,不能绕开亲情这个主题。父亲与儿子的双重身份让他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能够第一时间返回诗歌现场,他的忧伤与纠结更多来源于毫无把握的人生预想与生存现状所遭遇的强大冲突。
王士强曾这样评论刘年的诗歌,“他有宁静的外表和狂野的内心,他的狂野服从于他的审美。他挥舞着锐利的语言之刀,却并不暴虐,却是为世界刮骨疗伤。他绽开了璀璨的语言之花,却不为追求唯美,却是泥土中花蕾的自然开放。”很多时候,刘年身处远方,站在低处,看到隐匿于内心的孤独与荒芜。他执意于生与死,喜与悲,歌与痛,村庄与城市,他乡与故乡,重逢与离别,自卑与孤高,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之间竭力修复一个诗人疲惫不堪的肉身和千疮百孔的灵魂。70后被称为“尴尬的一代”,但我相信,刘年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这代人尴尬的氛围,他让诗歌写作变得更有尊严。写到这里,已是夜深人静,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一个场景———北京城某间狭窄的出租屋里,诗人刘年正坐在恒久的黑暗中等待曙光临近窗台,执着而又虔诚。
2014年6月23日
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