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文

中国心，中国芯。大国重器自当绝不受制于人。这几乎是所有国人心心念的事情。然而铸造一枚中国芯又何其艰难？中国芯是否没有机会破局？我们认为倒未必。

很多朋友都知道，芯片产业是典型的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产业，简单给大家说，芯片制造是沿着一条已经确定的赛道蹬车的过程，研发的实力和资本的支持，只能决定蹬车的速度，但是该走的路程是不会变的，不会从北京瞬移到张家口。回到技术层面上，就是硬件决定研发速度，但路径很难跳过一代芯片，进入下一代。

而每一个企业为了进入下一代的研发，都需要投入非常高的人力资本及研发成本，才能触发量的优势。

这两个前提，就是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先发企业对于后发企业的天生优势——后发企业往往刚刚投入重金开发了一代芯片，结果发达国家的先发企业因为已经进入下一代芯片研发或生产，导致人家可以直接对现有芯片降价，并马上将下一代芯片作为主力品种。而这种做法，会导致后发企业往往投入重金，最终血本无归。而又因为落后的代差过于巨大，出现一代甚至几代都无法盈利的死局。

正因为这一系列怪圈，导致终端企业更加偏向于性能稳定且价格低廉的先发企业产品。没有足够使用量且背负大量投入的压力下，后发企业只能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命运。

但是啊，我们讲世事无绝对，目前的全球范围内，恰恰有一家绝对意义上的龙头，是当初无可争议的后发企业。她硬顶着美国镁光、日本三菱、夏普的重重火力封锁，更是硬抗了两次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冰川期”最终成为了全球无可争议的龙头之一。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也是我们希望中国芯能够借鉴的故事。

很多朋友猜到了，这是三星的故事。

韩国有很多做法让网友们看了就来气，但是有三件事儿必须要佩服：整容，电影，半导体。而三星就是目前韩国半导体，甚至可以说是全球半导体的龙头。

说起三星，在许多人的眼中首先会想到的是智能手机、家电等消费类产品，很容易被人忽略的是，相比于以消费类产品构成的CE、IM事业群，三星研发半导体、量产芯片产品的DS事业目前已经占据三星该季度全部利润的七成。

2017年，三星终结了英特尔25年的霸主地位，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同时，它还“干掉”苹果，成为全球最赚钱的企业。

不仅如此，它还几乎控制着全球手机产业链命脉。手机三大件CPU、存储器和液晶面板，后两项它是全球第一，芯片代工则是全球第四。从全球来看，三星电子在全球量产芯片市场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50%，并在销售额及营业利润两个指标上稳居产业的龙头位置。

三星的长处，正是我们中国人最痛心的短板。而最讽刺的是，我们每年进口芯片的最大贡献者，恰恰是三星。然而我相信大家都想象不到。这样一家在半导体行业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甚至击败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灯，等灯等灯”英特尔的企业。60年代还在做着制糖、织布、化肥等领域。1969年成立三星电子，所做的也不过是为日本企业代工生产黑白电视。

三星的崛起，究竟经历了什么呢？如果非要总结成一句话——对技术的敬畏是科技企业的发展根本——我们认为这是三星半导体最终能够崛起的关键。

三星芯片产业发源可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尽管三星从技术含量较低的家电起家，但创始人李秉喆意识到高附加值才是企业真正的未来。但是因为行业的高壁垒，当时的三星仅仅是选择了给日本三洋进行代工。

不过或许是长期美国留学开拓了眼界，或许是单纯的初生牛犊不怕虎，李秉喆的小儿子李健熙，在回国长期考察、分析之后，直接将目光瞄准了最核心的半导体产业。他的理由很简单，现在看也很正确——韩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小国，必须发展附加值更高的尖端产业。

1974年，李健熙几乎是力排众议，主导了三星对韩国半导体公司的收购，此次收购，正式开启了三星对于半导体核心产业的漫漫征程。

然而李氏父子仍然是低估了这场征途的惨烈。

1974年当李健熙收购韩国半导体公司的时候，美国英特尔刚刚横扫了80%的市场份额。

1983年，三星在京畿道器兴建立第一个半导体工厂，此时日本借助举国体制已经与美国的英特尔二分天下——对于日本的崛起，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今天这里我们不展开，只简单介绍一下，1976-1979年在日本政府引导下，日本开始实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VLSI项目。该项目由日本通产省牵头，以日立、三菱、富士通、东芝、日本电气五大公司为骨干，联合了日本通产省的电气技术实验室（EIL）、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综合研究所和计算机综合研究所，共投资了720 亿日元，用于进行半导体产业核心共性技术的突破。VLSI 项目最大的意义，在于将五家平时互相竞争的计算机公司以及通产省所属的电子技术综合研究所的研究人才组织到一块进行研究工作，不仅集中了人才优势，而且促进了平时在技术上互不通气的计算机公司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启发，推动了日本半导体技术的快速成长，项目实施四年内共取得1000多项专利，日本公司借此抢占了芯片市场的先机。其后随着日本本土汽车、家电等制造业的崛起，市场需求推动研发，研发带动市场成长。日本成为芯片半导体的第二极。然而看到这里，大家能够明白，日本的举国模式，在缺少半导体产业基础，以及制造业基础的当时的韩国，不可能复制。

韩国当时的经济状态，虽然凭借朴正熙军政府的新农村运动获得巨大发展，但也仅能说得上是解决温饱；因此当日本三菱得知三星将开发芯片产业时，该公司CEO直接表态“对于GDP水平较低的韩国，半导体产业并不适合”，并在公开场合宣扬“三星不能开发芯片的4个原因”。

日本和美国的先发优势，成为了文章开头我们所描述的，对于三星的无形屏障，1983年，三星开发64K DRAM时，关键技术整整落后日本5年。到256K时，与日本相差2年；1M时，还落后1年。落后即意味着只能捡残羹剩饭。

李健熙的三星半导体很快入不敷出。最艰难的时刻，三星当时的当家——李健熙的父亲李秉喆终于出手支援，他派出得力干将辅佐李健熙继续苦战。

“一定要在我闭眼之前开始这个事业，这样三星才会安然无恙。”

然而李秉喆最终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三星的安然无恙，1984年，三星刚刚突破了日本美国的技术封锁，半导体迎来了产业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面的衰退，内存芯片价格以雪崩般的速度暴跌，从每片4美元坍缩至每片仅仅30美分，而当时作为技术后发的三星，其成本就要1.3美元每片——换句话说，每生产1片亏损1美元。

到1986年底，三星累计亏损3亿美元，股权资本全部亏空。第二年，李秉喆去世。

父亲致死没有看到三星半导体的盈利，要不要继续？这是李健熙面临的沉重的抉择。然而在当时，李健熙做出了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决定——加大投资！

1986年，在半导体产业的第一次全面大衰退中，已经亏损到要当掉裤子的三星半导体赌上性命全面的加大了投资。

而就在这舍命一搏之后，行业却在所有人的哀鸣声中，突然迎来了转机！1986年底，扛不住亏损的英特尔宣布退出内存芯片市场，转场CPU。NEC等日本产商也纷纷缩减投资规模。整个市场的内存芯片供应迎来了快速的收缩。

次年，内存价格回升，全球唯一逆周期扩产的三星半导体，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盈利。这成为了三星半导体，这家行业巨头，在全球芯片半导体市场中的第一声凤鸣。

有人说——这难道不是赌徒式的疯狂？难道不是单纯的命好？我们暂时不做解答，只告诉大家一件事。在三星全面盈利之后，利润驱动着技术马上实现反超。

三星在1984年正式进入市场，1989年研发成功16Ｍ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仅用６年就发展了5代技术。在第一次产业衰退和洗牌之后，1992年，三星率先推出全球第一个64M DRAM，并于当年超越日本NEC，1994年，三星首先发布全球首块256M DRAM，宣告全面超越日本。

三星的全面崛起之后，日本曾经希望再一次借助举国体制进行反扑。日本政府快速整合了日立、NEC、三菱的DRAM业务，组建“国家队”尔必达，以寻求对抗。然而“尔未必达”——08年半导体市场迎来了第二次大衰退，而就在市场哀鸿遍野中，三星惊人的再一次宣布“拿出全部利润进行扩产”。

金融危机传导的大衰退，让内存芯片价格从2.3美元狂跌至0.3美元每片。而三星的大举扩产人为进一步疯狂加剧着市场亏损。很快存储芯片价格跌破成本。

09年初，德国巨头奇梦达破产；日本的尔必达、东芝也在此次风暴中遭遇重创，最终相继被其他财团收购。退出一线玩家行列。

而三星，以及三星带动下的韩国另外一家巨头SK海力士，一口气包揽了全球内存芯片75%的市场份额。

至此，各位读者，还会觉得三星仅仅是豪赌“国运”吗？我们说三星的崛起离不开三个层面的原因。

第一是公司最高层绝对坚决的政策制定。三星从来不是赌徒，两次半导体产业崩盘背景下的逆势操作，源于李健熙对于半导体的深度理解。在李氏父子看来，半导体芯片，具体讲是三星当时主营的内存芯片，是绝大多数电子产品的核心零部件。毫无疑问的行业上游地位，决定了其需求确定的特点。因此尽管行业有周期起伏，但任何时候都是必需的，顶多是技术上的升级。

这就是三星瞄准的确定性机会。同时，李健熙明白，内存芯片面向的是下游厂商而非终端客户，而厂商所最看重的，就是“性能”、“量产技术”和“良品率”。而要提高性能，提高良品率，就必须敢下狠手，敢上规模。

因此针对这些行业特征，三星确立了看似赌徒却最终反败为胜的策略。

第二，三星对人才高度重视，厚植了产业发展的“土壤”。三星在起步初期，李秉喆就曾向美国镁光及日本夏普派遣员工，以获得半导体产业的初期技术。而后三星在美国建立研发中心，并配置相同生产设备，高薪雇用当地人才培训本土工程师，经培训的工程师再回本部工作。现在，三星已建成覆盖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三星综合技术院（SAIT），派遣优秀人才出国，也引入海外人才。

05年，三星电子与韩国成均馆大学合作创办半导体工学系，每年为韩国半导体企业培养芯片人才。09年三星重金从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台积电挖走了功劳被认为仅次于公司技术副总蒋尚义的梁孟松。而后者最终就进入了这所成均馆大学，为三星培养了大量的技术骨干。

17年，三星电子再一次携手８家合作企业，设立半导体设施技术学院（SFTA）。

了解行业，重视技术，尊重人才，这成为了三星得以最终翻盘的核心。

但在这个过程中，韩国政府本身的扶持，同样功不可没。上世纪80年代，韩国政府开始从政策上支持半导体行业发展，当时在欧美发达国家学成的韩国学子，在韩国政府的吸引政策下，陆续回到韩国加入产业化过程，这也成为韩国学子的第一轮回国潮，三星方面在当时一举招入了近140名人才，并用了将近2年时间向三星的工程师及高管们传授半导体产业的经验及技术，这些人才，是1984年三星得以开始正式建造工厂并投入量产的关键。之后，在99年，韩国教育部为建设研究型高校发起“BK21”计划，对580所大学或研究所进行专项支持，并将大学能否和企业有机结合纳入核心评价指标。韩国大学由此掀起半导体专业热，为企业输送大批人才。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一副对联：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归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事实上，尽管我们再鄙视今天三星在制造业上的种种丑闻，也不得不承认，三星芯片的崛起，可以说是我们中国芯最好的借鉴。

这里面不仅仅是对于企业而言的——了解行业，重视技术，尊重人才。

更是引导着我们政府在半导体投资上面的思路——所谓的投资是否能够更加灵活，是否能够借鉴日本当年的产业集群，减少国内企业间的内耗。而人才培养机制上是否能够更加灵活，高校学术评价体系是否不再只看论文多少，还要看是否解决了工业界的实际问题；工业界是否也不能只埋头苦干，要和高校及时沟通自己的切实需求。有了国家项目背景支持、企业需求的拉动，高校这个集成电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才会越来越宽。

而有了人才的摇篮，有了中国庞大内需的支持，有了政策以及财政上面对于行业的扶植，有了我们自己的企业家们对于芯片半导体产业的更加深层的理解。

我们的13.8亿颗中国心，最终一定能成为——点燃中国芯跃动的火焰。

最后的最后，突然想起了本周看到的新闻，2018年5月8日，我国公布了隐身战略轰炸机的计划，而就在19年前的5月8日，美国的隐身战略轰炸机轰炸了中国驻南lian盟大shi馆。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