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的《诗论》

高克勤

《诗论》是著名学者朱光潜先生四十多年之前的旧作。书中对有关文艺理论的各种问题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深入分析和探讨了诗的起源、境界和表现，并旁及语言、音乐、绘画等各个领域，能给人以众多的启发和教益。

运用比较的方法，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书中不仅比较了诗和谐隐、诗和散文、诗和音乐以及诗和绘画等等，指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区别了它们之间的不同，掲示了它们各自的风格和特征，还对各种诗论进行比较。作者自言在这部书中，“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如在评论德国美学家莱辛提出的“诗画异质说”时，作者指出：“莱辛以为诗只宜于叙述动作，这是因为他所根据的西方诗大部分是剧诗和叙事诗，中国诗向来就不特重叙事。史诗在中国可以说不存在，戏剧又向来与诗分开。中国诗，尤其是西晋以后的诗，向来偏重景物描写，与莱辛的学说恰恰相反。”再如对王国维的“境界说”进行探讨时，作者借鉴了西方诗论，认为王氏所谓“以我观物，故物者著我之色彩”，就是“移情作用”。移情作用是凝神注视，物我两忘的结果，叔本华所谓的“消失自我”。所以，王氏所谓“有我之境”，其实是“无我之境”——即忘我之境。而他的“无我之境”，都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没有经过移情作用，因而，实际上是“有我之境”。

中西诗歌的比较，也是全书中较为引人注目的部分。尤其是在1984年新版本中增入的《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从人伦、自然、哲学和宗教等方面比较了中西诗的不同，揭示了它们各自的特色。以爱情诗为例，作者认为：“西方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前，所以称赞容貌、诉申爱慕者最多；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西方爱情诗最长于‘慕’，中国爱情诗最长于‘怨’。总观全体，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作者还对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和比较，如比较了中西恋爱观，认为西方人重视恋爱，中国人则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可以说，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而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中消遣人生”。又如，作者通过比较，感到“西方诗比中国诗深广，就因为它有较深广的哲学和宗教在培养它的根干”。
      书中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问题的看法，也很值得我们注意。如对于“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般流行的观点往往不重视，而作者的观点却恰恰相反，认为中国古诗的演进，“转变的关键是赋。赋偏重铺陈景物，把诗人的注意渐从内心变化引到自然界变化方面去。……经赋的兴起，中国诗才渐由情趣富于意象的《国风》转到六朝人意象富于情趣的艳丽之作”；指出：“诗和散文的骈俪化都起源于赋，要懂得中国散文的变迁趋势，赋也是不可忽略的。”又如在对于中国“六朝”诗歌的评价上，作者认为：“六朝是中国自然诗发轫的时期，也是中国诗脱离音乐而在文字本身求音乐的时期。从六朝起，中国诗才有音律的专门研究，才创新形式，才寻新情趣，才有较精妍的意象，才吸哲理来扩大诗的内容。就这几层说，六朝可以说是中国诗的浪漫时期，它对于中国诗的重要，亦不让于浪漫运动之于西方诗。”

（署名高青，与陈麦青同学合撰，载《书林》1986年第5期，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