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1〕龙门石窟北朝洞窟总平面图（图片采自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0
年，第 282 页）
开凿石窟、雕琢造像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北魏皇室贵族、公卿大臣凭借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成为推动营建龙门北魏造像的主力，从而造就了龙门石窟开窟造像的第一个高峰。然“河阴之变”（公元528年）后，“王公卿士，一朝涂地，宗戚靡遗，内外俱尽。假弄天威，殆危神器”〔4〕，石窟营建的主力遭到了沉重打击，窟龛雕凿也随之沉寂下来。下文首先概述孝文、宣武、孝明帝统治时期洛阳佛教及相关的交流盛况，而后以此为背景来分析龙门北魏窟龛中的外来元素。
〔图 1〕龙门石窟北朝洞窟总平面图（图片采自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0
年，第 282 页）
北魏洛阳的浓郁佛风与对外交流北魏洛阳都城的首位营建者孝文帝（公元 471～499 年在位）拉开了洛都崇佛风尚的序幕。孝文帝对佛法的笃信始于幼年，他在幼年便深受祖母文明太后冯氏和父亲献文帝的影响。冯氏出自北燕，汤用彤先生指出十六国时期
“幽、燕、辽西一代，佛法颇盛”〔5〕，其兄冯熙 “信佛法，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写一十六部一切经。延至名德沙门，日与讲论，精勤不倦，所费亦不赀”〔6〕，由此可以推知冯太后的佛教信仰，又因其曾一度主政，个人信仰自然波及深广，“魏世宫闱佛法之盛，盖必得力于燕之冯氏也”〔7〕。而献文帝对佛教则 “敦信尤深，览诸经论”〔8〕。在此二人，尤其是冯太后的影响下，孝文帝 “善谈庄老，尤精释义”〔9〕，大力倡佛，在平城期间便兴造佛寺石窟，迁都洛阳后仍是广建佛寺，如城内的报德寺、崇虚寺等，还在洛阳东南的嵩山为天竺高僧佛陀禅师修建少林寺〔10〕。孝文帝之后的继位者宣武帝（公元 499 ～ 515 年在位）更是笃好佛理。《魏书》中记载宣武帝 “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11〕。在宣武帝的倡佛政策之下，洛都佛事活动频繁，佛教寺院、造像等不计其数，甚至被西域僧人誉为
“佛国”，其盛况可由景明寺来推想 ：“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12〕宣武帝统治时期的洛阳佛风浓郁，且其中异域的佛教僧侣和景观颇为突出。由于当时北魏国力鼎盛，加之重视佛教，西域多国纷纷遣使朝贡，包括不少崇奉佛教的国家，如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乌场（今巴基斯坦西北部斯瓦特地区）、南天竺（今印度）等〔13〕。不远万里来到洛阳的外国人中，除了使节、商人，还有不少僧人。宣武帝专门为异国沙门在城西修建了永明寺，其内
“房庑连亘，一千余间……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垂”〔14〕。此外，菩提寺和法云寺亦为胡僧所立。菩提寺位于洛阳城南慕义里，为“西域胡人所立”〔15〕，城南分布着西域胡商聚集的四夷馆和四夷里，这座菩提寺很有可能是信奉佛教的胡商主要的宗教活动场所。法云寺位于洛阳城西，为
“西域乌场国胡沙门僧摩罗所立也……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丹素炫彩，金玉垂辉。摹写真容，似丈六之见鹿苑……西域所赍舍利骨及佛牙经像皆在此寺”〔16〕。除专门为胡僧创立的佛寺外，亦有胡僧驻锡在其他寺院，如北天竺高僧菩提流支曾被宣武帝安置在永宁寺，佛陀扇多曾在白马寺译经〔17〕。当时举全国之力营建的大型工程龙门石窟也是异域僧人或信徒礼佛、供养、讲经等修功德、做佛事的重要场所。龙门石窟中北魏最早开凿的古阳洞（太和十七年，公元 493 年左右），其北壁有一处 “王婆罗门为亡母造像”〔图 2〕，婆罗门为古印度种姓社会的最高等级，掌管祭祀特权，此 “王婆罗门”
造像很可能是停居在洛阳的天竺人为远方的亡母祈福所做，希冀在无界限的佛法世界里寻求精神慰藉。
〔图 2〕《王婆罗门为亡母造像并记》拓本残片 长 22 厘米，宽 12
厘米
（图片采自吴元真主编《北京图书馆馆藏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拓本全编 ：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42
页，图四八）
孝明帝（公元 515 ～ 528 年在位）时期，实际掌权的胡太后较之此前的北魏帝后更加推崇佛教。胡太后早年受到家庭崇佛氛围的熏陶，其父胡国珍
“年虽笃老，而雅敬佛法，时事斋洁，自强礼拜”〔18〕，胡太后临朝听政时更是致力于发展佛教，广做佛事，立寺建塔，其中最著名的首推熙平元年（公元 516 年）所立的永宁寺〔图 3〕，“中有九层浮图……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19〕，可以说是洛阳城内的地标性建筑，亦是北魏洛阳佛教风尚之巅峰的象征。
〔图 3〕洛阳永宁寺塔基与木塔复原图（图片采自钱国翔《北朝佛寺木塔的比较研究》，《中原文物》2017 年第 4 期，第 48 页，图三
；第 49 页，图四）
除此之外，胡太后创立了秦太上公寺、秦太上君寺，还在胡统寺、景明寺、冲觉寺等修建佛塔。胡太后对当时的佛教交流亦颇有贡献。神龟元年（公元 518 年），胡太后专门派惠生和宋云出使西域求取佛经〔20〕。他们在西域诸国访求佛经，朝拜圣迹，摹写图像，“惠生遂减割行资，妙简良匠，以铜摹写雀离浮图仪一躯及释迦四塔变”〔21〕。从印度、西域带回的佛教经籍和图像，可能与其他 “外国所献经像” 一并展示、存放于永宁寺〔22〕。三千余名异国沙门以及大量西域经像，无疑会对整个洛阳佛教界产生深刻影响。具体表现在佛教艺术方面，即龙门北魏窟龛中随处可见的外来文化元素。
〔图 3〕洛阳永宁寺塔基与木塔复原图（图片采自钱国翔《北朝佛寺木塔的比较研究》，《中原文物》2017 年第 4 期，第 48 页，图三
；第 49 页，图四）
龙门北魏窟龛中的外来元素窟龛雕刻一般包括造像和装饰纹样两大部分，前者是窟龛中的主角，即佛像或菩萨像等，后者是用于陪衬、烘托主要造像的各种元素，包括建筑、动植物纹样、供养人像等。造像龙门北魏窟龛中的造像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讨论，以佛像和菩萨像为主，所形成的 “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中原风格〔图4-1〕已成为学界共识〔23〕。
〔图 4－1〕宾阳中洞正壁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
需要指出的是，在龙门最早开凿的古阳洞中还见有犍陀罗式造像。犍陀罗式造像一般身着偏袒右肩或通肩式袈裟，菩萨则斜披络腋，宽而薄的衣服紧贴躯体，形成平行弧线状褶皱，如古阳洞北壁上部外侧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龛（公元 495 年）中的坐佛像与菩萨像〔图4-2〕，再如古阳洞南壁上层比丘惠珍造像龛（约太和末年）以及南壁上层景明四年（公元 503 年）比丘法生造像龛中的主尊坐佛像等。
〔图 4 － 2〕古阳洞北壁上部外侧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龛（图片采自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图版
156）
此类造像的年代范围集中在太和末至景明初（约公元490～503年）。另外，见于宾阳中洞“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一铺五身像组合（见图4－1）的来源问题尚有争议。此类造像组合对中国佛教雕刻艺术影响深远，其来源和流变是颇为重要的议题。宿白先生认为这一组合乃龙门石窟的首创，孟宪实先生在此基础上补充论证了
“一佛二弟子”组合的来源，以及“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组合的形成过程〔24〕。
〔图 5－1〕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纳西克石窟第 16
窟后壁造像组合（图片采自https://www.jstor.org/stable/community.15509825）
笔者检索古印度佛教造像材料，发现在龙门石窟出现一铺五身像组合之前，印度笈多王朝时期凿建、位于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阿旃陀（Ajanta）、纳西克（Nashik）石窟中已经存在一铺五身像的组合。如纳西克第 16 窟后壁（公元1 ～ 2 世纪）〔图5-1〕和阿旃陀第 7 窟（约公元 5 世纪下半叶）〔25〕〔图5-2〕。中印一铺五身造像中的尊格不同，当是缘于造像思想的差异。但就图式而言，鉴于 6 世纪初北魏与天竺的频繁交流情况，如前文所述，仅文献记载就有北天竺高僧菩提流支、佛陀扇多，中天竺僧勒那摩提先后来到洛阳，而宋云、惠生等又在天竺广礼佛迹，一铺五身造像组合的出现亦有可能受到印度的影响。
〔图 5 － 2〕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阿旃陀石窟第 7 窟后壁造像组合（图片采自
https://www.jstor.org/stable/community.15541045）
装饰纹样石窟作为一种外来艺术形式，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得不与当地的文化与审美偏好相结合，而造像作为其主要的表现对象，最先也最大程度地被汉化或中国化。与造像相比，龙门北魏窟龛的装饰纹样中则可见到更多的外来元素。在这些装饰纹样中，关于连珠纹、金翅鸟、飞天、圆拱形龛和曲尺形龛等，已有较充分的讨论〔26〕，此处不再赘述。下文仅就覆钵塔式龛、华绳、葡萄纹、石榴纹、德瓶纹中仍有剩意可寻之处进行初步探讨。
〔图 6 － 1〕印度中央邦桑奇一号大塔西侧塔门上雕刻的礼拜窣堵波场景约公元前 1 世纪（图片采自
https://www.jstor.org/stable/community.11806351）
覆钵塔是用以埋葬亡者的半圆形冢墓，其造型来自古印度的窣堵波，在印度早期的佛教雕刻中较为多见，常用来象征佛陀〔图6-1〕。
〔图 6 － 2〕礼拜窣堵波浮雕石板残块公元 1 或 2 世纪巴基斯坦西北部斯瓦特地区出土英国大英博物馆藏（图片采自
https://www.jstor.org/stable/community.18147801）
随着佛教向外传播，进入犍陀罗地区，其形制也发生了改变，出现了方形基座且整体增高〔图6-2〕，但在印度本土，覆钵塔的基座仍以圆形为主，整体也较早期变高〔图6-3〕。这两大类型的覆钵塔后都传入中国，龟兹、和田、云冈皆发现有建筑实物或图像。
〔图 6 － 3〕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阿旃陀石窟第 17 窟窣堵波公元 5 世纪（图片采自
https://www.jstor.org/stable/community.15519786）
龙门北魏窟龛中覆钵塔式龛现有四例，大体上可以归入以下两类 ：一是药方洞前壁窟门所刻〔图6-4〕，在圆形塔身上开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龛
；此圆形塔身只有一例，是印度覆钵塔影响下的产物。
〔图 6 － 4〕药方洞前壁窟门所刻覆钵塔式龛（图片采自杨超杰，严辉《龙门石窟雕刻萃编 ：佛塔》，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年，第 17 页，图五 ：4）
另一是普泰洞窟南壁、莲花洞外南崖壁以及北壁（根据题刻，此例由建义元年，即公元 528 年比丘尼道慧所造）所刻〔图6-5〕，塔身呈方形，上置一座小型覆钵，此方形塔身有三例，属于犍陀罗式覆钵塔体系。第二类覆钵塔在中原地区，尤其是对后来北齐邺城的佛寺和石窟形制产生了较大影响，学者推测此类塔与文献中记载的北天竺和西域的雀离佛寺关系密切〔27〕。
〔图 6 － 5〕莲花洞北壁所刻覆钵塔式龛（图片采自杨超杰，严辉《龙门石窟雕刻萃编 ：佛塔》，第 18 页，图五
：5）
华绳，也称华鬘、宝鬘、花蔓等，是用线将鲜花、珠宝或其他材料编结而成，是佛教中常见的供养物及庄严用具〔28〕。印度、犍陀罗等地区所见的华绳图像大致有三类。其一，最早见于古印度的佛教雕刻中（公元前3～前1世纪），只由鲜花编结而成，如桑奇大塔上就有许多华绳图像（见图 6-1），或挂在窣堵波上用作庄严之具，或由天人、供养人等手持用作供养之物。其二，犍陀罗佛教美术（公元 1 ～ 3 世纪）中常将华绳与童子结合起来，构成童子肩扛波浪状华绳的图式〔图 7 1〕。
〔图 7 － 1〕犍陀罗地区童子扛华绳浮雕板残块（图片采自 [ 意 ]
多米尼克·法切那，安娜·菲利真齐编著，魏正中等译《犍陀罗石刻术语分类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268
页）
学者指出此类构图始于公元前 3 世纪的古希腊美术，在罗马帝国时期得到迅速传播，被大量用于石棺浮雕，象征亡者在另一个世界的荣光，而犍陀罗佛教雕刻中使用这一装饰则寓意着佛陀永恒世界的丰饶与再生〔29〕。其三，印度笈多时代（公元 4 ～ 6 世纪）佛教美术中多见猛兽口衔华绳〔图 7-2〕。
〔图 7 － 2〕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阿旃陀石窟第 1 窟石柱基座上所刻兽面衔华绳公元 5
世纪（图片采自https://www.jstor.org/stable/community.13920804）
三类华绳在龙门北魏窟龛中皆可见到，但与原型相比已经出现了不少变化。第一类如古阳洞北壁上层太和二十二年（公元 498 年）比丘慧成造像龛龛楣、莲花洞北壁内侧上部佛龛上方〔图7-3〕、皇甫公窟南壁菩萨像龛龛楣等处所见。与印度同类华绳相比，龙门北魏窟龛中的华绳多与中国本土的帷帐组合使用。
〔图 7 － 3〕莲花洞北壁内侧上部佛龛上方所刻华绳（图片采自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图版
61）
第二类如古阳洞北壁上部太和十九年（公元 495 年）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龛龛楣〔图 7-4〕、南壁中层第三龛龛楣等处，与犍陀罗地区相比，其中的童子被飞天取代，圆拱波浪状华绳则变成了较为纤细的呈弧形下垂的璎珞。
〔图 7 －
4〕古阳洞北壁上部外侧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龛龛楣所刻华绳（图片采自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图版
156）第三类如古阳洞北壁中层第 1 龛交脚弥勒龛龛楣〔图7-5〕、北壁中层第 4 龛交脚菩萨像龛龛楣、火烧洞北壁内侧小龛龛楣等处，对照印度笈多时代的兽面衔华绳图像，变化主要体现在兽面上，龙门所刻兽面更接近狮虎，不少学者认为其是三代时期的饕餮，但王敏庆先生对这种常见于佛教艺术中的兽面图像的身份进行了梳理和考证，指出其为印度宗教艺术中的 Kir
imukha，在佛教里既是无常的象征，又是佛法的守护者〔30〕。
〔图 7 － 5〕古阳洞北壁中层第 1龛龛楣所刻华绳（图片采自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图版
162）笔者赞同此说，龙门所刻兽面与传统兽面相似的原因很可能是这些外来形象进入中国后，其原始图像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失去原貌，中国工匠根据本土已有资源进行了再创作，而其涵义仍需在佛教思想中寻觅。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龙门所见华绳绝大多数为圆拱形龛和曲尺形龛等外来样式的佛龛之龛楣装饰，在中国本土创造的屋形龛中基本不见。龙门北魏窟龛中所见葡萄纹为缠枝葡萄纹，而非单独的葡萄纹样，其主要出现于古阳洞，年代在孝文帝太和晚期至宣武帝景明早期之间。如太和十九年（公元 495 年）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氏龛，太和二十二年（公元 498 年）北海王元详龛弥勒项光上部，景明二年（公元 501 年）云阳伯郑长猷为亡父造弥勒像龛，以及景明三年（公元 502 年）尹陵姜等廿一人造弥勒像龛〔图 8-1〕。
〔图 8 － 1〕弥勒龛正壁交脚菩萨像龛龛楣所刻葡萄纹（图片采自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图版
82）
缠枝葡萄纹作为佛教美术中的装饰元素多见于犍陀罗地区〔图 8-2〕。佛教美术中出现葡萄纹，很可能与佛教将之视为与莲花相似且可用来装点庄严用具有关。
〔图 8 － 2〕犍陀罗地区浮雕板上所刻缠枝葡萄纹（图片采自 [ 意 ]
多米尼克·法切那，安娜·菲利真齐编著，魏正中等译《犍陀罗石刻术语分类汇编》，第266 页）
如后秦时期（公元 408 年）佛陀耶舍和竺佛念等人译出的佛教戒律《四分律》卷五十中的记载 “时六群比丘，私用众僧卧具，诸比丘白佛，佛言 ：‘不应私用众僧卧具，听作幖帜。’
不知作何幖帜？佛言
：‘听作摩醯陀罗像、若作棬像、若作蒱桃蔓像、若作五色、若作莲华、若作名字’”〔31〕。
〔图 8 － 3〕云冈石窟第 8
窟后室南壁拱门东壁所刻摩醯首罗手握葡萄串（图片采自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图版183）
云冈石窟第 8 窟后室拱门处雕刻的摩醯首罗手中持一串葡萄〔图8-3〕，而在云冈石窟第 13 窟天井处已可见到缠枝葡萄纹〔图8-4〕，龙门所见者当是对云冈传统的继承。
〔图 8 － 4〕云冈第 13 窟天井处所刻缠枝葡萄纹线图（图片采自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
：西历五世纪におけろ中国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学的调查报告 ：第十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3 年，第 55
页，Pl.48）
龙门北魏窟龛中所刻石榴纹同样为缠枝石榴纹，如古阳洞北壁上部太和二十二年（公元 498 年）元详造像龛头光上部的月牙形内〔图9-1〕、魏字洞北侧弥勒大龛龛楣上的石榴纹（约太和末年公元 499年）。据史书记载，石榴大约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如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卷六中称 “张骞使西域还，得大蒜、安石榴……”。〔32〕
〔图 9 －
1〕古阳洞北壁上部外侧北海王元详造像龛所刻石榴纹（图片采自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图版
155）
石榴原产于伊朗及其附近地区，“安石榴” 之 “安”
即指古代安息。从目前所见的视觉材料来看，早在公元前 9 世纪左右，石榴纹就出现在了今伊拉克北部亚述文明创造的图像中〔图9-2〕，后传入古希腊地区〔图9-3〕。
〔图 9 － 2〕浮雕石板新亚述时期约公元前 883 ～前 859 年高 233.7 厘米，宽
167.6 厘米，厚 6.4 厘米伊拉克北尼姆路德（Nimrud，即古代的卡尔胡城 Kalhu）出土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图片采自
https://www.jstor.org/stable/community.18580526）
〔图 9 － 3〕古希腊墓碑上所绘石榴纹公元前 250 ～前 225
年（图片采自https://www.jstor.org/stable/community.22536785）
施安昌先生通过对祆教经典《阿维斯塔》（Avesta）的研究指出，石榴是祆教祭祀和日常礼仪中常用的植物之一〔33〕。在信奉祆教的萨珊波斯人（其版图涵盖西亚和中亚广大地区，包括今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创作的艺术中可以见到石榴纹〔图9-4〕。
〔图 9 － 4〕萨珊波斯银盘中女性王冠上所见石榴纹公元 6 ～ 7
世纪（图片采自https://www.jstor.org/stable/community.11656660）
中国境内最早的石榴纹为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 15 号墓（东汉中晚期）出土的一件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图 9-5〕，学者根据其艺术、技术特征，推定它源于中亚的贵霜王国〔34〕。然目前所见到的石榴纹皆与龙门石榴纹不同，不作缠枝状，亦不表现出石榴籽，龙门缠枝石榴纹的来源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图 9 － 5〕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上的石榴纹（图片采自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 15 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
年第 1 期，彩色插页贰）
所谓德瓶纹是指从瓶或壶中长出莲花、忍冬等植物的纹饰，常见于古代印度美术〔图10-1〕，随佛教传入中国〔35〕。
〔图 10 － 1〕古印度的德瓶纹（图片采自冉万里《丝路豹斑 ：不起眼的交流 不经意的发现》，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 页，图
1-1）
龙门北魏时期的火烧洞门楣上方浮雕一瓶，其内生出数枝莲花和莲叶，并有莲蕾和盛开的莲花
；皇甫公窟北壁大龛右侧供养菩萨身后刻有德瓶纹〔图10-2〕，与印度典型的德瓶纹并不完全相同。
〔图 10 － 2〕皇甫公窟北壁释迦多宝像龛右侧所刻德瓶纹（图片采自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图版
194）
八木春生先生认为中国所见的德瓶纹起源于印度，大约在公元520年经南朝传入北朝〔36〕。冉万里先生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境内发现的德瓶纹，对八木春生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指出南北方的德瓶纹各有来源，不存在南方向北方的传播，但存在着相互影响〔37〕。通过比对龙门石窟和同时期南北方的德瓶纹，笔者认为龙门石窟所见的德瓶纹受到南方影响的可能性很大，甚至极有可能是从南方传入的。从图像上来看，北方地区的德瓶纹整体矮扁，瓶中的花叶、花茎和花蕾向两侧铺展，而南方地区的德瓶纹多为瘦长形，花束向上延伸〔图10-3〕；从历史背景看，孝文帝经营洛阳期间推崇南朝，视其为正统所在，文化、艺术、思想等方面积极向南方学习、靠拢，如同宿白先生指出
“包括佛教形象在内的洛阳北朝时期的造型艺术受到南朝的深刻影响是毋庸置疑的”〔38〕，龙门北魏造像中原风格的形成就是借鉴南方的结果，德瓶纹可能在这一潮流中被输送进入北方。
〔图 10 － 3〕南京铁心桥镇王家洼南朝墓画像砖所刻德瓶纹（图片采自冉万里《丝路豹斑 ：不起眼的交流 不经意的发现》，第 19
页，图 1-43）
结语孝文、宣武、孝明三朝是洛阳龙门北魏石窟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既继承了平城迁都南下所携带的技传统，又有对南方佛教艺术风格的吸收和汲取，还借鉴了遥远的印度、中亚、西域沿丝绸之路源源不断传入的域外佛教艺术。
此时期也成为中国早期石窟艺术向本土化演变的重要节点，在龙门北魏窟龛的造像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但在装饰纹样中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外来元素，一方面彰显出石窟艺术的外来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石窟艺术的多元性，而正是这种多元性才促成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不断碰撞、融合，从而造就出独树一帜的中国石窟艺术。
来源：美的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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