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民国二十二年九月，营造学社对云冈石窟进行考察。云冈灵岩石窟寺，是后魏时期艺术之精华，为中国早期佛教史迹之壮观。在天然的峭壁之上凿造龛像，建立寺宇，其工程之伟大，正如《水经注·漯水条》所述：“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又如《续高僧传》中所述：“面别镌像，穹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但这样的艺术杰作，除了民间祭拜、帝王偶有巡幸之外，被埋没千余年，偶有人注意之。猜测其原因有三：首要原因是云冈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其次是云冈石刻中诸如《续高僧传》所记载的碑碣等文字遗迹早已漫没，不存痕迹；其三是士大夫阶级好排斥异己，导致一些文字记载被湮没，不为通儒硕学所称道。

       可以断定的是，中国艺术在这一时期起，有了新的转变。相比起汉代遗刻中憨直古劲的人物车马花纹刻法，云冈诸窟的雕饰花纹、佛像的衣褶容貌及姿势，其不同的表现倾向一望而知。前者简单冥顽，后者则在质朴中，忽而柔和生动。

       然而，云冈石窟与其后的龙门石窟诸刻，又稍有不同。云冈石窟既承袭希腊古典宗派，又掺杂了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因此“非中国”的表现手法众多，且多是囫囵杂糅，可历历辨明；而龙门石窟则在艺术表现上更加游刃，中国本土艺术在经历西域艺术侵入后反而将外来势力逐渐融化，与本有的精神冶于一炉。

       在之前的资料收集中，营造学社一行人早已注意到云冈、龙门、天龙山等处石刻上建筑的价值，其中的各种浮雕花纹、建筑部分，均早已列入建筑实物史料的档库。此番而行的目的便是作一种关于云冈石窟建筑方面比较详尽的分类报告。这建筑方面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洞窟本身的布置、构造及年代、与敦煌印度石窟之差别等；二是洞中石刻上所表现的北魏建筑物及建筑部分，是本篇所注重之处。

一、洞名

       最早对云冈石窟进行系统调查并摄影的是法国人沙畹，在此之后也有日本人关野贞、小野诸人对云冈石窟进行考察并写作论述。但是，他们对云冈石窟的命名，多有遗漏。此次营造学社的考察将前人记载、实地勘察相结合，除去没有价值的石窟，对云冈诸窟进行命名，总结如下：

       云冈诸窟中，只是西部第一到第五洞平面作椭圆形或杏仁形，与其他各洞不同。关野、常磐合著的《支那佛教史迹》中引魏书“兴光元年，于五缎大寺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铜像”之例，推测此五洞在云岗诸洞中为最早，其中巨像的容貌衣褶，带有浓厚的中印度风格。至于具体的修建年代，根据现有史料记载，只能模糊推定此五窟开凿于公元453年—公元460年之间。

       中部第三洞有太和十三年铭刻，第七洞内东壁有太和七年铭刻，洞窗东侧有太和十九年铭刻，其他洞窟全无考。西部诸洞雕刻刀法伶俐、佛像口角含笑、衣褶流畅精美，其风格已经类似于龙门石刻，已是较晚期的作风。由第七洞偏西的诸洞，年代又在太和七年后的若干年。总而言之，就洞窟平面及雕刻手法来论，西部五大洞建筑年代最早，中部偏东诸洞次之，西部偏西诸洞又次之。

三、石窟的源流问题

       毫无疑问，石窟的制作是受佛教之启迪。但印度诸石窟的平面比较复杂，洞穴甚深，有柱廊，内有支提塔，并非我国所有。新疆石窟平面多为一室，亦有二室，室为方形，室前有走廊连贯，骤然看去，多个小石窟骤然连贯，视觉上较为复杂。而敦煌诸窟，就影像资料推测，有二室相互连结，有塔柱，平面多为方形和长方形，似乎与新疆石窟属于一个系统，但没有走廊联络，故更为简单。云冈石窟中部诸洞大多都是前后两室，室内以方形和长方形为最常见。其风格受敦煌和西域的影响较多，受印度的影响较少。

四、石刻中所表现的建筑形式

1、塔

       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塔分为两种：一种是塔柱；另一种是壁面上浮雕的塔。

1）塔柱

       塔柱是四面镂刻佛像的立体石柱。最初是模仿印度石窟中的支提塔，纯粹作为一种体现信仰的对象。这种塔柱立在中央，为的是僧人可以围绕塔柱，礼赞供奉。《伯希和敦煌图录》认为，北凉所建的第一百一十洞中就有塔柱，四面雕刻石像。云岗石窟中东部第四洞及中部第二洞，第七洞，也都是如此，雕琢石像在塔柱四面，受敦煌影响无疑。

       稍晚的塔柱，中间佛像缩小，塔柱全体演变成小楼阁形式的塔，每面镂刻着岩柱、斗拱，当中刻拱形门，浮雕佛像，坐在门拱之内。虽然因为塔顶连着洞顶，塔身没有顶部，但底下各层，实可作当时木塔极好的模型。

       与云冈石窟同时期或更前的木结构建筑虽未得见，但《魏书》、《洛阳伽蓝记》和《后汉书》所记载之木塔营建之术已达极高水准，因此，云冈塔柱或浮雕上的层塔，必定是本着当时的木塔形制而刻就，并非臆造的形式。或者说，云冈石刻塔也就是当时木塔的石仿模型。属于这一类型的云冈独立塔柱共五处，平面皆成方形。

       以上五处塔柱，以西部第六洞的塔柱为最大。塔下原有台基已损，但上面的结构仍然清晰可辨。塔身共五层，每层的面阔与高度呈递减式，使得外观安稳隽秀。这是中国木塔重要特征之一，频频出现于北魏石刻之上，可见当时的木塔结构已是如此，只是平面形式仍限于方形。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多层的塔形是以下一层的檐部直接托住上一层的阁，中间没有平坐。

2）浮雕的塔

       浮雕的塔，遍见于各洞之中，种类亦最多。塔身上方下圆，塔脊处有合角鸱尾。

       以上两种不同形式的塔，所表现的建筑式样，除圆顶塔之外，都是中国“楼阁式塔”建筑的实例。根据其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平面呈方形，多边形尚未出现；

         塔的层数为奇数，各层面阔和高度向上递减，与后世无异；

         塔下台基没有繁杂的雕刻花纹和装饰；

         塔的屋檐为直檐，无裹角法，无仔角梁、老角梁之结构；

         仅有一层椽子，但已出现斜列的翼角椽子。

2、殿宇

       云冈石刻浮雕殿宇共有两种，一种是以平面的形式来表现殿宇，另一种是浅刻释迦事迹图中所表现的建筑物。这两种殿宇，如檐柱、额枋、斗栱、房基、栏杆、阶梯等，都有可供参考的价值。

3、洞口廊柱

       云冈石窟中部诸洞有前后两室者，前室多有柱廊，类似希腊神庙前之柱廊的布置。最完整的见于中部第八洞，柱身则高大无伦，廊内开敞，刻有佛龛。

五、石刻中所见的建筑部分

1、柱

       柱的平面虽说有八角形，方形两种，但方形的，亦皆微去四角，而八角形的，亦非正八角形，只是所去四角稍多，“斜边”几乎等于“正边”而已。

       柱础见于中部第八洞的，也作八角形，颇像宋式所谓板。柱身下大上小。柱面常有浅刻的花纹，或满琢小佛龛。柱上皆有坐斗，斗下有皿板，与法隆寺同。

       柱部分显然得外国影响的，散见各处如：

       1）中部第八洞入口的两侧有二大柱，柱下承以台座，略如希腊古典的pedestal(柱子或雕塑等的基座)疑是受犍陀罗的影响。

       2）中部第八洞柱廊内墙东南转角处，有一八角短柱立于勾栏上面；柱头略像方形小须弥座，柱中段绕以莲瓣雕饰，柱脚下又有忍冬草叶，由四角承托上来。

       3）各种希腊柱头中部第八洞有 “爱奥尼亚”(lonic order）式柱头，极似尼德里亚神庙柱头。

       4）东部第四洞有人形柱，但极粗糙，且大部已毀。

       5）中部第二洞龛棋下，有小短柱支托，则又完全作波斯形式，且中部第八洞壁画上，亦有兽形栱与波斯兽形柱头相同。

       6）中部某部浮雕柱头，见于印度古石刻。

2、阑额

       阑额载于坐斗内，没有平板枋，额亦仅有一层。坐斗与阑额中间有细长替木，见中部第五、第八洞内壁上浮雕的正面殿宇。阑额之上又有坐斗，但较阑额下，柱头坐斗小很多，而与其所承托的斗栱上三个升子斗，大小略同。斗栱承柱头枋，枋则又直接承于椽子底下。

3、斗栱

       柱头铺作一斗三升放在柱头上之阑额上，栱身颇高，无栱瓣。升有皿板。补间，铺作有人字形栱，有皿板，人字之斜边作直线，或尚存古法。

4、屋顶

       一切屋顶全表现四柱式，无歇山、 硬山、挑山等。屋角或上翘，或不翘，无子角梁老角梁之表现。

       椽子皆一层，间隔较瓦轮稍密，瓦皆筒瓦。屋脊的装饰，正脊两端用鸱尾，中央及角脊用凤凰形装饰，尚保留汉石刻中所示的式样，正脊偶以三角形之火焰与凤凰间杂用之，其数不一，非如近代，仅于正脊中央放置宝瓶。

5、门与拱

       门皆方首。中部第五洞门上有斗栱檐椽，似模仿木造门罩的结构。

       栱门多见于壁龛。计可分两种：圆栱及五边栱。圆栱的内周多刻作龙形，两龙头在栱开始处。外周作宝珠形。栱面多雕趺坐的佛像。所谓五边栱者，即方门抹去上两角；这种栱也许是中国固有。

6、栏杆及踏步

       踏步只见于中部第二洞佛迹图内殿宇之前。阶基上的栏杆，刻作直棂，到踏步处并沿踏步两侧斜下。踏步栏杆下端，没有抱鼓石，与南京栖霞山舍利塔雕刻符合。

       中部第五洞有万字栏杆，与日本法隆寺勾栏一致。这种栏杆是六朝唐宋间最普通的做法，图画见于敦煌壁画中；在蓟县独乐寺，应县佛官寺塔上则都有实物留存至今。

7、藻井

       石窟顶部，多刻作藻井，这无疑的也是按照当时木构在石上模仿的。藻井多用“支条”分格，但也有不分格的。藻井装饰的母题，以飞仙及莲花为主，或单用一种，或两者参杂并用。龙也有用在藻井上的，但不多见。

六、石刻的飞仙

       飞仙的式样虽然甚多，大约可分两种，一种是着印度湿褶的衣裳而露脚的；一种是着短裳曳长裙而不露脚，裙末在脚下缠绕后，复张开飘扬的。

       从飞仙的来源方面观察它们，则看出云冈的露脚，肥笨作跳跃状的飞仙，是本着印度的飞仙摹仿出来的无疑，完全与印度飞仙同一趣味。而那后者，长裙飘逸的，有一些并着两腿，往一边曳着腰身，裙末翘起，颇似人鱼，与汉刻中鱼尾托云的神话人物，显然同一根源。

       天龙山石窟飞仙中之佳丽者，则是本着云冈这种长裙飞舞的，但更增富其衣褶，如腰部的散褶及裤带。肩上飘带，在天龙山的，亦更加曲折回绕，而飞翔姿势，亦愈柔和浪漫。每个飞仙加上衣带彩云，在布置上，常有成一圆形图案者。

       飞仙的容貌仪态亦如佛像，有带浓重的异国色彩者，有后期表现中国神情美感者。前者身躯肥胖，权衡短促，服装简单，上身几全袒露，下裳则作印度式短裙，缠结于两腿间，粗陋丑俗。后者体态修长，风致娴雅，短衣长裙，衣褶简而有韵，肩带长而回绕，飘忽自如，的确能达到超尘的理想。

七、云冈石刻中的装饰花纹

       云冈石刻中的装饰花纹种类奇多，而十之八九为外国传入的母题及表现。

       中国所有卷草、西番草、西番莲者，本源于印度回折的acanthus花纹。佛教艺术中所最常见的莲瓣，根源于希腊水草叶。其他饰纹如璎珞、花绳及束苇等,均为由犍陀罗传入的希腊装饰。而尖齿形之幕沿装饰，与波斯锯齿饰或有关系。以兽形为母题之雕饰,金翅鸟为中印度传入,狮子带着波斯色彩,其余如龙、凤、螭首、正面饕餮等是中国本有的式样,而在刻法上略受西域影响。

       色彩方面最难讨论，因石窟中所施彩画，全是经过后世重修的。外壁悬崖小洞，因其残缺，大概停止修葺较早，所以现时所留色彩痕迹，当是较古的遗制，但恐怕绝不会是北魏原来面目。佛像多用朱，背光绿地；凸起花纹用红或青或绿。像身有无数小穴，或为后代施色时用以钉布布箔以涂丹青的。

八、窟前的附属建筑

        “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水经注》里这几段文字给我们附属木构殿宇的印象，“结构”两字，不止限于山岩方面，而有注重于木造的意义蕴在里面。

       关于清以前各时期中云冈木建部分到底若何，雍正《朔平府志》中提到“寺原十所” “石佛二十龛”，雍正《通志》同样句，却又稍稍不同，而曰“内有元时石佛二十龛”。这十寺既不是以洞为单位计算的，则疑是以其他木构殿宇为单位而命名者。

       以地理论，大同朔平不属于宋，而是辽金地盘。《府志》中所记载的“楼阁层凌”，或许是辽金前后的遗建，雍正修《府志》时，辽金建筑本可仍然存在的。大同一城之内，辽金木建，至今尚存七八座之多。且在佛教盛时，如云冈这样重要的宗教中心，亦必有多少建设。

九、结论

       总观以上各项的观察所及，云冈石刻上所表现的建筑、佛像、飞仙，及装饰花纹，给我们以下的结论。

       1）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建筑式样，大部为中国固有的方式，并未受外来多少影响，不但如此，且使外来物同化于中国，塔即其例。希腊古典柱头虽然偶见，其实只成装饰上偶然变化的点缀，并无影响可说。惟有印度的园栱（外周作宝珠形的），还比较的重要，但亦止是建筑部分的形式而已。在结构根本原则及形式上，中国建筑二千年来保持其独立性，不曾被外来影响所动摇。

       2）佛像雕刻，本不是本篇注意所在，故亦不曾详细作比较研究而讨论之。

       3）飞仙雕刻有两大派别：一为摹仿，以印度像为模型；一为创造，综合摹仿所得经验，与汉族固有趣味及审美倾向，作新的尝试。

       4）装饰花纹在云冈所见，中外杂陈，但是外来者，数量超过原有者甚多。观察后代中国所熟见的装饰花纹，外来的影响势力范围极广。殷周秦汉金石上的花纹，始终不能与之抗衡。

       云冈石窟乃西域印度佛教艺术大规模侵入中国的实证。但观其结果，在建筑上并末动摇中国基本结构。在雕刻上只强烈的触动了中国雕刻艺术的新创造——其精神、气魄、格调，根本保持着中国固有的。而最后却在装饰花纹上，输给中国以大量的新题材、新变化、新刻法，散布流传直至今日，的确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END】

南京林业大学园林图像史学研究中心

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研究所

排版编辑：吴迪、韩筱彤、雷悦

声明

本文版权归作者所有

如需转载请与后台联系

欢迎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