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前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新浪实名认证微博上呼吁：取消小学英语课，增加国学教育，取缔社会少儿英语班，解放孩子，救救汉语!这个呼吁一时引起热议，可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呼吁，全方位展现出了中国教育的深度悲哀。

    还记得都德的名著《最后一课》吗？那是在展现普鲁士枪口下需要被拯救的法语的旷世凄凉之美。可是，潜藏在这个故事文字之下能够打动所有世人之心的前提是“人类的语言都是平等的”。认为停了英语就可以救汉语的观念就和反过来认为英语高过汉语一等的崇洋论、崇拜症是在同一个认知水平上。对于人类平等这样最基本的教育价值取向没有敏感和认识，整个教育系统方向的迷茫和价值观的混乱就出来了。如果这样认知水平的话语能从中国教育、出版部门的关键人物口中说出，那么满社会存在的死追着英语学的心态就再正常不过了。不同语言的学习和发展是互相促进的，外语学习还可以提高孩子的智力水平，跟本就不存在取消哪个拯救哪个的关系。

如果再看得具体一点，谈及语言教学，特别是英语这样的第二语言教学，就应该从应用语言学的科学角度来看问题。第二语言的发展规律不同于母语，它不像母语那样自幼在环境中自然习得、它最终达到的水平是因人而异参差不齐的、它的学习过程中所依赖的第一利器是学习者已经建立的母语体系和通过母语获得的知识面、世界观以及学习方法。从跟踪研究的数据看，早学外语并不能提高最终达到的水平或是缩短学习年头，从对比研究的数据看，等到母语系统以及相关的知识面、世界观、学习方法完善后再开始学外语，速度和效率都明显要高很多。我有过多篇文章反复呼吁不必过早开始外语学习，着眼点正是这些第二语言发展的特点（参阅拙文：再谈孩子从小学外语的益处、孩子从小学外语的弊端）。完全缺乏对科学的追求和尊重，简单提出厚此薄彼、靠废一个来救一个的呼吁，正是我国的语言教育甚至整个教育体系缺乏科学精神的一个现实写照。

    取消学校课程这样呼吁的出现，还深深暴露出中国教育一个最大的悲哀，那就是面对百年大计这样的大事情，我们有一个病入膏肓的决策习惯，就是“拍脑袋”！封建官僚作风，行政为大，想干什么干什么。有关讨论也都在普遍引用日本的、德国的、台湾地区的英语教育的相关规定来做佐证，却未必知道人家对于开始学习年龄和课时量的规定是有大量调查数据在背后支撑的。我在一篇早期博文中指出，如果我握有英语教育的最高权力，首先要组织一场大规模、大时段跨度的统计调查，用数据证明过早学习外语没有特别效果，让广大父母和学生放心，这样才能顺理成章地推迟学校外语教学的开始时间。这样规模的调研，不是任何个人或机构可以完成的，正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应该勇敢地出面担纲的事情。我们现行的教育系统已经坏在拍脑袋上了，不能再拍一个更大的脑袋来解决问题吧？

    回过头来再看一下少儿英语在中国盛行的一个现实原因。从国外进来的教学材料和教学手段实在是让中国的父母们大开眼界、叹为观止。英语的绘本，内容涉及人类、社会和自然的每一个层面，其中有的精品甚至要穷画家毕生精力来完成。绘本的语言、故事、色彩甚至纸质和配套的影音制品、道具都是精美绝伦的。再大龄一点的分级读物，孩子到了什么年龄、应该具有多少词汇量、该读哪一级的书都划分得清清楚楚。甚至从由大人念的绘本过渡到自己读的分级读物之间还有“桥梁书”，是最简单的入门读物，语言简单，配图，连字号大小和每一页安排的字数都经过精心考虑，帮助孩子们走向自主阅读。而反观我们的中文读物，除了小学教材和教辅以外，只有一些肆意改动过的所谓经典名著和已经丧失了原味的翻译作品，等于就是乱堆在那里的一堆文字，而且就这样的水平品种数量还有限。那么我们的汉语教育，除了考试的大棒的高压，还怎么去吸引孩子和父母呀？

    现在中国的少儿英语学习大量地被挤到了还不受学校系统制约的学前阶段，所有国外过来的、带有过百年教育学、心理学、幼儿教育学、语言学精髓沉淀的先进教学法都在自由地施展，虽然这些平移过来的针对国外母语教学的方法并不是中国孩子学习外语的最有效手段，但是跟还停留在私塾时代背颂三字经的语文启蒙教育水平相比，胜败高下已判。

西学东渐，我们落下了一个死角，就是汉语语言的教育学，这在西学里本来就没有，我们自然也就无从去借鉴。那么已经落后的汉语教学就得知耻而后勇，去学习，特别是向它的近亲“英语教育学”去学习。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中国，为了修高铁能派出那么多考察团出国学习。可是对于语文教学、其实还有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明摆着我们这么落后，明摆着西方那么发达，偏偏就不认为有学习改进的需求，而是死抱着一套几十年来变化不大的教学大纲，靠少数人拍脑袋做决策。打铁还得自身硬，在目前全国疯狂进行的少儿英语实践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父母体会到了学习母语的重要性。汉语教育，从教学理论到教学方法再到学习和阅读的材料如果能够多显示出一些科学水平来，自然就不用靠拍脑袋的建议和行政封禁的大棒来拯救你了！

呼唤“赛先生”，有大智慧才能有大勇气！

（注：本文作者获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TESL）硕士学位、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跟踪三名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在中国学汉语的过程，并论证其过程与中国人学英语的过程具有高度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