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教授吴良镛在人民大会堂的演讲，居然研究生睡倒一小片，在种种争议声中，从传播学角度分析，还是有些方面值得讨论。

首先，研究生打瞌睡是否应该谴责？这要看报告会是否属于仪式行为。仪式是典礼的秩序形式，具有表演性和象征性，比如开学式、毕业典礼，如果其中有讲话，即使再无趣，听讲的人打瞌睡都是失礼。参加一个仪式，就是签订一个表演契约，再卑微的角色也是角色，也要进行社会学表演。

从报道看，这次报告会显然不是一个仪式行为，更像是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传播行为。在传播语境中，社会关系的角色是传者与受者。无论是谁，地位再尊贵，在传播关系上都是平等主体，你可以选择讲，我可以选择不听。即便是免费的电影试映会，导演再有名，作品再伟大，观众都可以选择睡觉。谁会谴责一个在电影院打瞌睡的人呢？

传播过程中，当然也有礼仪，但主要以不干扰别人传播为宜。你不可以迟到，不要用闪光灯，不要随意走动……如此等等。如果不打呼噜，你打一下瞌睡，谁管你呢？

要求全体听众聚精会神地听报告，这多少有一点魔弹理论色彩。这个在一次大战后盛行的传播理论，其核心观点是相信传播者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其传递的信息作用于受者身上就像魔弹打入大脑，能迅速被接受，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行为。但现代传播学越来越倾向有限传播理论。像《爸爸去哪儿》收视率破7%，就是属于天文数字。天哪，才7%，这说明还有93%的观众在转台或者干别的事（比如打瞌睡）呀！

吴良镛报告的听众有6000多人，据报道仅区区十几个人打瞌睡。35分钟报告，多次掌声，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演讲！换成播出电视台的一个栏目，如果只有十几个人打瞌睡，电视台要开庆功宴了！

也许人们会说，院士的报告不能和娱乐节目相比。当然！但我们仍应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传播，在百分之百的时间，对于百分之百的人都是有效的。如果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有什么理由对那些打瞌睡的学生苛责呢?如今绝大多数国家，早就远去了全体起立几十分钟雷鸣般的掌声这样的时代，人们越来越相信，改变人们的大脑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对传播的效果弥足珍惜。我们自己也可以想一想，我们曾上过多少课，如果每一个老师、每一节课我们都记忆犹新，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吴良镛的讲座，如果能够影响一个人的人生，改变他的命运，这个报告会就功德无量。那些打瞌睡的学生已经为他们的“错过”付出了代价，就不要再为难他们了。

说到传播效果，原台湾东森集团副总裁赵怡教授讲过一个趣事。他在美国留学，课堂上第一次开口，居然掌声笑声，满堂喝彩。他很奇怪，自己没有讲什么精彩的话呀。后来才知道，那一天是第一堂课，老师点名，念到他的名字，就向同学打赌，从名字的拼写看这个学生肯定是中国人，如果等下要他发言，他第一句话一定是道歉。赵怡不知道前因，果然一开口就是“对不起”。

公众场合讲话，中国人一开口往往是道歉；而美国人一开口，往往先讲一个笑话。讲笑话的目的，不仅是活跃气氛，也是为了吸引注意力。一个没有笑声的讲座，往往是失败的讲座，当然，如果满场都是笑声，也不能算成功的讲座，那是周立波的节目。

从报道看，吴良镛教授在准备稿子时，特别注意到了和年轻学生的年代不同。要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传播者要花更多的心思，放更低的身段。无论如何，学生打瞌睡，从因果关系来看，不能从受众找主要原因。世界上最可悲的传播方式就是各说各话，而令人扼腕的是，造成各说各话的原因往往并不是立场、兴趣和价值观的不同，而是输入法的不同。你和对方有无数的共鸣点，你用五笔，他用拼音，如果没有转换工具，如何输得进？

提起输入法，在我讲课经历中，最具挑战的是有一次应邀给财金系的学生上课，对这些满课堂都是钱、将来也会赚大钱的学生讲什么，我权衡再三，选择讲 “人生的金融工具”。讲课那天，学校老师提了一桶水做开场白，大意是今天讲课不同寻常，讲课的人是电视台的台长，如果课堂纪律不好，不是给一个人丢丑，而是在媒体面前丢丑。如果谁上课玩手机，就把谁的手机丢水桶里面。同学嘘声一片。轮到我讲课，我指了指水桶发誓，一定倾尽全力，不让这个悲剧发生。事实证明，如果你的话题比手机里的东西更有磁场，大学生怎么舍得低下头去。

我一直认为，讲课是人生比较有趣的事情之一。就在这一周，我这个业余爱好，要变成正式职业了。从大众传播到课堂传播，所幸的是，还是讲授传播。我承诺，上课一定允许学生打瞌睡，只要不打呼噜即可，但我会用除了生命外的一切努力避免这种现象发生。开玩笑！一名传播学教授讲授传播，居然还有学生打瞌睡 ——这不仅是对本教授智商的侮辱，也是对传播学魅力的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