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煮酒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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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腐败是让古代当权者极为头痛的问题，所以，历朝都会制定一些规矩，或明文记录，或不见于文案却约定俗成，史书称这种官员们默默守住的“标尺为旧制，或者故事、典故等。这些旧制，或许不如当时的律法一般，为人们所熟知、栗栗危惧，却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了约束官员的作用。

眼、耳、口、鼻，古人以为这“七窍”会消耗人的精力，尤其是“口”这一窍，是人们提升自我的最大的敌人。口腹之欲最是难调。所以，宋朝人有个规矩，即官员不得入酒肆。

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在经济最为繁盛的王朝，其商业之发达可想而知，而淋上汴京城作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类似娱乐场所、酒馆、卖场等“基础”设施应是一应俱全，而这不入酒肆的规矩，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了，毕竟满大街的馆子不敢下，对“吃货”之流的官员可绝对是一种折磨。

虽然这规矩看上去是磨人，但你恐怕很难在《宋史》等史料找到“吃货”奋起反抗的事例，只因为官员一旦在酒馆中端起了酒杯，受个纪律处分，就算你走运，被免去官职就是冤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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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真宗时，有大臣鲁宗道着便装领着客人混迹于士绅豪客之群，在仁和楼下了馆子。不过他虽然行迹隐蔽，还是被人拿下把柄。此人与皇帝关系不差，宋真宗在得知其事后，便急召其面圣，劈头就是一句“为何私入酒家”，又担忧道，“卿为官臣，恐为御史所劾”。

鲁宗道据实以对，说老家的客人来了，家里准备不全，无奈才下了酒馆。也亏得他与皇帝关系好，御史虽然直通通的可以到处得罪人，却也不会把与皇帝的关系搞得太僵，如果没有皇帝的面子在，他这官也就当到头儿了。此事源于《归田录》记载，朝廷大员“以身试法”，仗着“皇帝撑腰”却仍无法避开规则，可见这规矩的“含金量”。

宋朝时那些酒馆的老板恐怕会哭笑不得，毕竟能把饭馆开得跟青楼一样，只宋一朝而另无分号了。其实颇有几分可笑，这个朝代与如今人们的价值观是倒错的，古时的官员只敢去青楼，今天的官员却只能去酒店了。在古代，青楼是合法的，否则柳永也不敢“奉旨填词”而“杨柳岸，晓风残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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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员不入酒肆的规矩，在如今看起来难免给人矫枉过正之感。不过这第二点，却是更接近于实际了，即王公贵族不得取食于四方。这种“设定”，并非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却是为了防止官员横征暴敛：若是国家官员总是向地方索要特产，或是干脆要钱，那这个国家也就危险了。这是人之常情，并不足以令人讶异，这一点在当今执行得更是严密，无论官员索贿时要的是什么，总会有反贪组织来查账的。

不得横征暴敛，虽然是国家的“基础要求”，并无新意，却让人吃惊于宋朝人对这规矩的执行力度。据《邵氏闻见录》载，宋仁宗染恙，皇后欲以江淮特产糟白鱼给皇帝将养，但这东西比较抢手，在京城卖断了货。皇后无奈，后来想起宰相吕夷简的夫人是寿州（今属安微寿县）人，才从她手里取得，“上好食糟淮白鱼， 祖宗旧制，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无从可致。 相公家寿州，当有之”。一条不算名贵的鱼，皇后也只能钻法则的空子才能弄到，而不能直接自江淮调入京都，可见“不得取食于四方”这规矩的执行力度。在那个特权化的时代，一条律例能够得到全体官僚系统的尊重，能够得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实施，其中的坚决和意志，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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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员不敢入酒肆，还利益于他们的另一个原则，即宋太祖立国时的誓词：“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句话照例有失偏颇，毕竟总会有些“出众”的士大夫犯些个“出众”的事儿，但总体上来说，还是有益处的，因为一个王朝，太需要开阔的言路了。

这规矩的确会成为一些有心人做乱的掩护，却也为众多的士大夫套上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安全帽”，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指责朝政，或许有很多意见有失偏颇，但他们为朝政这个“操作系统”上的“安全补丁”却是看得见的。终宋一朝，少有对士大夫下手的“范例”，这条不是法规的法规，看起来更像是赵家的家训，赵家后人忠实地对其予以执行。如宋神宗年间，苏东坡反对改革，在别的朝代，这样挑皇帝的刺必死无疑，苏轼也的确置身于砍刀之下，但宋神宗竟然因为“祖训”对他刀下留人，贬谪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