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煮酒君
统治阶级的人爱玩文字游戏，以达到其专制统治的目的，树立个人权威，文字游戏的危害之大，可以摧毁整个民族气节，但处在统治阶层的人往往乐此不疲。
前秦皇帝符生缺了一只眼，这虽不妨碍他带兵治国，但他心里很是不平，他身边的人若有言语中带有“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双”等字眼的，均被他处死。
帝王也有自卑感，帝王的自卑感一旦爆发，会比一般人更加歇斯底里，因为他们的地位太高，因为他们手里有权力。
明太祖朱元璋的心态也差不多。
朱元璋也有很多忌讳，比如说贼字。贼是贬义的，在封建君主专制时期绝对慎用，尤其是一个王朝的统治初期，因为开国皇帝起兵时，往往被当时的政府军和反对势力称之为贼，所以心中更加敏感。不过即使小心地避开了贼，却没有避开贼的同音字，还是会招来灭顶之灾。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家乡在江淮一带，其方言“则”与“贼”同音，他认为奏表中有“则”字就是对他的“大不敬”。
浙江文人林元亮和北平文人赵伯宁明明是歌功颂德，但因用到了则字，被朱元璋残忍杀死。
朱元璋是历史上最命苦的皇帝，做过和尚当过乞丐，称帝后他对自己的过去耿耿于怀，因此对“光”和“秃”极为忌讳，杭州学者文章中写了“光天之下”实为赞美朱元璋，但因“光”字，被朱元璋处死。还有人写文章时用到“秃”字、“僧”字，也都罹难。
理与法只在权力均衡时才存在，当皇权至高无上时，理法荡然无存，统治者为达到专制独裁的目的，任意玩弄文字，镇压文人。
少数民族政权在这方面又发挥得比汉族政权“更好”。
1149年，金朝先后发生了由雷电引起的火灾和龙卷风灾害，这在现在看来只是自然灾害，做好救灾工作就好。但在天授神权的年代，这样的事会直接影响统治者的地位，皇权是上天赋予的，那么天降灾难，自然是皇帝统治失败的缘故，这时皇帝需要下旨承认自己的错误，也就是“罪己诏”，然后再下令大赦天下，减免赋税等手段降负面影响力。当时的皇帝金熙宗深知其中厉害，于是下令翰林学士张钧为此事起草大赦诏书，以安定民心。张钧是个儒生，脑子不变通，认为既然是罪己诏那就该好好检讨帝王，于是在诏书中替皇帝向上天做深刻的检查，这其中有“顾兹寡昧”“眇余小子”等词，这其实是套话，意思是请上天原谅自己还太年轻了，不够成熟稳重。有个叫萧肄的宠臣对此事大做文章，他对金熙宗说张钧这是在骂你，寡，孤独无亲，昧，不晓人事，眇，瞎眼，小子，小孩，金熙宗闻言大怒，召来张钧，也不给他解释机会就令卫士杖打，张钧也是硬朗，打了几百下没有打死，金熙宗用剑把张钧的嘴豁开并剁成了肉酱。
另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清朝，比起元有过之而无不及，干脆兴起文字狱，这下文字灾难不再局限于统治阶层，而是蔓延之整个国家。
清顺治帝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第二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
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这件事是清朝文字狱的开端，此后有了“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的规定。从此清朝有了言论检察官。有了顺治这一不好的开头，之后的康熙、雍正、乾隆大兴文字狱，残酷控制思想。
清顺治年间全国未统一，各方反对势力不断，出于统治需要，开始玩弄文字，顺治一朝的文字狱规模不大，次数也不多，到了康熙年间，全国统一，反对势力基本扫除，没有继续文字狱的必要，但康熙考虑到女真族人少，文化背景薄弱，于是他一边吸收汉文化，一边为防止女真族完全汉化，同时也为统治思量，在“根源”上扫除反清势力，而大兴文字狱，他的儿孙在他的基础上更大规模镇压文人（主要是汉人）。
统治者或是出于自身原因，或是出于统治需要，利用手中权力，玩弄文字，但并非每朝每代都有文字灾难，汉唐盛世基本上没有大的文字狱，宋代苏轼虽因
“乌台诗案”而获罪，但不过是贬官三级
，下放黄州流放琼崖而已，直到明代衰弱的万历皇帝，才创造了“中国第一思想犯”，逼迫“不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的李卓吾自刎。可见，文字游戏，控制言论、出版自由和严刑峻法一样，唯有国家衰败时才会兴起，且搭配使用，以达到镇压人民，控制思想的目的。（文/煮酒君）
2014.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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