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改编谈

《西厢记》是中国传统戏剧的经典作品之一，数度搬上银屏，深受大众欢迎。其中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出版的电影《西厢记》更是博得声声好评，邵氏《西厢记》由岳枫导演，由当红影星凌波反串张生，娃娃影后李菁饰演红娘，青春可人方盈饰演崔莺莺，众多影星加盟，更是增强本片的吸引力。

电影制作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电影艺术只发展了短短的三四十年，还没有达到现在的成熟程度，受到了很多其它艺术形式（比如传统的戏曲表演艺术）的影响。加之《西厢记》本来就是传统经典戏剧，已经有很多戏剧作品流传于世，影片的制作难免会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于是本影片一看就可以知道，它所受传统戏曲的影响极大，甚至可以说是电影外衣下面的黄梅戏。

“戏剧是剧场艺术，重写意，是对生活的一种假定性、虚拟性表现”[1]。电影《西厢记》亭台楼阁、闺房厅堂的布景深深地受了戏曲的影响，一种意象化的布景，并不追求写实，不追求生活化，只求写意。音乐也如戏曲中的音乐，急促而夸张。

电影中的人物造型、表演都展现了戏曲的特点。首先张生为当红影星又女演员凌波反串，由女子反串男子角色也是戏曲中的一个传统。人物造型几乎跟传统戏曲中一模一样，张生书生装扮宽大长长的衣服、高高的帽子，红娘和崔莺莺艳丽的服装配上长长的水袖以及配饰，孙飞虎夸张的武士装扮，都是戏曲中的人物造型。最重要的是演员的表演有着浓重戏曲痕迹，演员举手轻舞水袖，翘起兰花指，走路细细的小步前进，婀娜多姿，有一种飘扬的感觉。里面的演员一举手，一投足都有浓重的舞台表演痕迹。

中国古典戏曲的最大特色是里面穿插着优美的唱词，人物对白与唱词相间，别有一番艺术趣味。电影《西厢记》中除了人物对白以外，也用曲词对答。《西厢记》中很多曲词典雅富丽，非常具有文学性 ，化用典故古典诗词，具有文人化色彩。这样的曲词拿到白话文的今天，显得有点艰涩难懂，只有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人才可以听得懂。影视作品的受众比原著更为广泛，他接受群体是更为广大的老百姓，不宜使用过于文人化的曲词。出于这点考虑，电影中唱词虽然出现很多，几乎占了人物对白的一半。但电影没有照搬原著中的曲词，大都进行了改编，使它通俗化、大众化，让普通的大众都能听懂。这样一来既不失唱、白相间的戏曲艺术趣味又能够为大众所理解和欣赏。

名著改编的第一要义就是尊重原著，只有尊重原著才符合观众的心理期待，也不至于对没有读过原著的人产生误导。这一点电影做得非常好。《西厢记》电影很好地保留原著中的整体故事脉络。张生与莺莺才子佳人相会， 张生退却孙飞虎的军队，却遭老夫人的悔婚，两人在红娘的帮助下，西厢夜访，私定终身，老夫人知情后拷问红娘，红娘埋怨老夫人不遵守婚约，最后成就一段美好姻缘。原著的思想内涵、主题价值、情感倾向都在影片中很好地展现出来。尽管如此，影片还是对原著进行了一些改编。

文学作品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而影视剧是图像和声音的艺术文学作品的结构原则是时间，它靠语言文字造成读者阅读时的空间幻觉来形成自己的叙事链条；而影视剧作的结构原则是空间，它靠蒙太奇组接造成观众欣赏时的时间幻觉来形成自己的叙事链条。文学的形象是间接的、抽象的、多义的和模糊的，而影视作品的形象是直接的、具体的、单一的和明确的”[2]。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间的转换绝对不能照搬，原封不动地“图像化”，而是必须根据艺术形式特点、受众面、时代文化等等现实进行改编，否则难以成为成功的影视艺术作品。

影视剧作品是具体单一明确的，这就需要在作品中突出强化重要人物的主要性格。尤其是电影，由于时间限制的关系（电影一般只有一到两个小时），更不宜有太多人物出场，也不宜展现人物性格形象的变化，而应该反复强化他们固有的性格。在电影中张生的痴傻、诚恳，莺莺的渴望爱情又犹豫反复，红娘的活泼聪慧都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在影片中反复强化，这些性格特点显得非常鲜活突出。电影也尽可能删去了一些次要人物，如郑恒、白马将军等人物杜确都只是提到而没有出场，使得主要人物、主要性格十分突出鲜明。

电影不同于小说，读者在看小说时可以随意跳跃、反复、暂停。电影则不同，电影在影院播放，要求观众要有耐心连续认真观看，要让观众时刻保持兴趣，有继续观看的欲望。这样一来，电影最忌情节拖沓冗长。

电影《西厢记》对原著中很多情节进行了删减、合并。故事发生的场景进行了压缩，集中到了西厢这一个地点。张生和莺莺相识地点从殿外换到西厢，张生和莺莺幽会地点也从外面旅店变成了西厢。莺莺和张生显赫的家事背景介绍，杜确为普救寺解围退兵过程等等都被删除。老夫人答应成全莺莺与张生之后的情节都被删除，郑恒出现，侮蔑张生等节外生枝的情节都被删除。做法事和普救寺危机两者合并在一起。使得故事更为紧凑，线索清晰，扣人心弦。

[1]姚小鸥．古典名著的电视剧改编[M]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2]姚小鸥．古典名著的电视剧改编[M]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