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有统计显示，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达60万人，平均每天约超过1600人因劳累引发疾病离开这个世界——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7月12日中国新闻周刊网）

    中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到底有多少，是不是超越日本成为第一大国，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重要、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过劳死”已经成为国人健康的杀手，而在中国大陆，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才是“过劳死”对国人施以的“杀手锏”，才是令国人感到最为可怕的地方。

    “过劳死”在中国到底有多严重，2006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说得很清楚：中国七成知识分子走在“过劳死”的边缘。再看看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年轻生命突然逝去的消息，更令人对“过劳死”心有余悸：37岁的腾讯网女性频道编辑于石泓因脑溢血去世，25岁的美女硕士潘洁不幸去世，网络写手出租屋内猝死，安庆23岁小伙高温下连续加班12小时后死去，奥美中国24岁员工办公室猝死……

    “过劳死”事件频发，而且逐渐年轻化，必须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作为劳动者而言，挣钱重要，健康也重要，生命尤其重要。对于“过劳死”，必须将其置于与其他疾病（如心脏病、癌症等）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予以预防，比如，要遵循生物钟作息规律、做到三餐营养均衡、学会寻找机会主动休息，等等。

    作为用人单位而言，既要让劳动者工作，又要让劳动者休息。列宁不是说过吗？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老板要求加班，一般员工都不敢也不会说“不”，那么，老板是否可以站在员工的立场考虑问题：尽量让员工少加班或者不加班，提高工作效率不就得了吗？

    依靠劳动者的认知和用人单位的自觉来预防“过劳死”，有时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所以必须从制度和法律上予以保障。2011年3月，台湾修改“劳动基准法”，大幅提高雇主违反该法罚则的力度，防止员工“过劳死”。而在我国，“过劳死”目前仍属法律盲区：一者，劳动保障范畴内尚不存在“过劳死”的概念，“过劳死者”无法获得相应赔偿；二者，对“过劳未死”的加班一族来说，法律更是“爱莫能助”。

    预防和减少“过劳死”，既需要劳动者自身重视健康，又需要用人者身上流动道德血液，更需要立法机关加强立法、执法机关严格执法。唯有如此，劳动者的权益才能得到根本保障，“过劳死”才有可能减少甚至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