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宇宙观的生成逻辑

      天人合一大体可理解为天地人的内在统一，即“天”这个大宇宙与“人”这个小宇宙是相互联系的整体。

中国人这种天人合一观念与西方的天人二分观念截然不同。

西方的宇宙观以“上帝”或其他高高在上、不可企及的神为载体，上帝或神创造了世界和人类，并主宰着宇宙。这就是说，中西方的宇宙观是有本质差别的。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农耕文明为底色，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发展，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与西方文明对比鲜明的独特宇宙观。为此，我们有必要先从中华文化成因入手来分析天人合一宇宙观，然后再追踪其演变轨迹，弄清楚其生成发展逻辑。

天人合一宇宙观与农耕文明有着内在的、决定性意义的关联，因为农业生产直接地将人与天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生产生活和生命的共同体。开启中华文明的始祖留下了许多与农业生活息息相关的故事传说，如炎帝尝百草、黄帝播百谷、嫘祖养蚕缫丝等，尤其是三皇之一的伏羲创画八卦，真正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时代。《周易·系辞下》记载了八卦产生的生产生活来源：“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里的包牺氏即伏羲氏，他所发明的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卦象符号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描绘出农耕生产的大环境；八卦所分别代表的父、母、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也寓意着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单元。天地人一体的思想已经在代表中华文明源头的八卦符号中鲜明地表达出来了，天人合一宇宙观开始萌芽。

天人合一宇宙观上升到理性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现有文字记载来看，大体上是从殷商到春秋战国时期。商代占主导地位的是天命观，如《诗经·商颂·玄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尚书·盘庚上》有“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尚书·盘庚中》有“予迓续乃命于天”，《尚书·高宗肜日》有“惟天监下民”等。这表明殷人对天命的敬畏和重视，他们认识到了天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过更强调天对于人的主宰。到了殷周之际，周代殷兴使周人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跃迁，即天命的获得并不是完全由天决定，而是取决于人的德性，有德者才会得到上天的眷顾。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中华民族认识天地宇宙规律的理性觉醒，踏上了一条与西方宗教宇宙观截然不同的生命征途。《尚书·泰誓中》记载了公元前1048年周武王伐纣时告诫会盟诸侯的誓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就把政治的合法性从天命那里转到了民心向背，也就是转到了统治者是否能够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命。《诗经·大雅·烝民》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点明了周人心目中的天人关系。他们认为人心中的“德”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天注入人心中的东西，或者说天人有共通的东西，这是非常深刻的认识，已经具有了天人合一的基本含义。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华民族产生了一批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思想家和思想学派，天人关系成为各家各派共同关注、不可回避的问题，天人合一成为道家、儒家等重要学派开创者的共识。老子就是以天地之道构建起他的尊道贵德的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他指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道德经》第7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揭示了天地人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整体，人只有融入这个整体，按天地宇宙规律办事，才能掌握主动，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境界。孔子忌谈天命天道，他的学生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但孔子并非不重视或不了解天人关系，而是更注重通过人的修养和努力去顺应把握天道，他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在春秋时期，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已深入人心，如《国语·周语》载：“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了郑子太叔（游吉）追述子产的言论：“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可见天人合一的思想已对现实政治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天人合一思想到了孟子那里发展成为明确的人天通达之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天”并不神秘，也非不可知、不可达，通过人的心性修养可以与“天”相通。秦汉时期，中国皇权政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出于维护皇权统治的需要，汉代董仲舒将天人合一思想发展成为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意与人事交感相应，天会干预人事，下降祸福，预示灾祥，而人的行为也会感应上天。

到了宋明理学家那里，从哲学本体论层面将天人合一宇宙观构建成为一种理论体系。宋明理学家提出了气本体论、理本体论、心本体论，并大多将其理论体系建立在天人合一这一宇宙论基点之上。理学开山祖周敦颐把人性的生成看成是宇宙生生不息的呈现，他发挥《中庸》“诚”的思想，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论推出人道观，建立起以“诚”为本的道德学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太极图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通书》）。周敦颐开启了宋明理学宇宙本体论路径，后来的二程和朱熹都是在其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宇宙本体论。主张气本体论的张载在《正蒙·乾称》中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个人充塞于天地之间，其体、其性、其气混然与宇宙为一体，而众民万物与我为一。他还正式提出了“天人合一”这一哲学范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作为宋代心本体论的开启者陆九渊，用一句“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杂说》），直接点明了人心与宇宙的本体性联系。心学的另一代表人物王阳明认为人与宇宙是一个整体，人心与万物一体相通。他在回答什么是《大学》中的“大学之道”时指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大学问》）。天人合一宇宙观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