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写作让我活得有精神

虽然是贵州省作协会员和中国铁路作协会员，出了散文集《遥远的大山》和小说集《鸡鸣早看天》两本书，并且被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共同珍藏，但我始终认为我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一个文学发烧友。文学对我而言，是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最佳途径；是我从狭小的经验融入大千世界的惟一方式。

我出生在桂西北大山里的一个毛南族家庭。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正值十年动乱，学校并没有给我提供什么好的世界观，甚至可以说，那种教育一直在引导和强迫我用一种扭曲的、非人性的眼光来看世界与人生。有幸的是我遇到一个好老师，一个瘦高的中年男人，他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邓望鸿，是引领我与文学相伴同行的第一人。

邓老师是新中国成立后华南师范学院首届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广西大学任助教、讲师，十年动乱不久，他便因为家庭出身和“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被扫地出门，发配到偏远的我们县中学。吃了这么大的亏，受了这么大的屈，他似乎不很在意，依然暗地里坚持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和剧本的创作，有时候还不得不接受政治任务，帮县革委会采写长篇通讯发表在《广西日报》上，当然，他没有署名权。正是这位博学多才的南国汉子，让我接触到文学。

那时候的文学很难说是真正的文学。尘封在图书馆里的经典著作还没有重见天日，只是书店里隔三差五会有一两本勉强称得上是好书。当教师的父亲积攒了一些旧的《人民文学》、《中国青年》等刊物，从山外学成归来的人也带回不少好书。这些都成了我宝贵的精神食粮。邓老师见我似乎对文学有兴趣，不断鼓励：“写吧，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一定要有真情实感，要让别人感动，首先得让自己感动，好文章都是这么写出来的。”他指定我为班里的通讯报道组长。他说：“很多作家都是当记者出来的，写好通讯报道，就是为以后当作家做准备。”我没有这么大的野心，而且作家太崇高了，不是我能望其项背的，但写作的兴趣却被他提起来了。毕业离校回乡当知青时，邓老师什么也不说，只递给我一张字条，上面是一首诗：“只要星星还在天上闪烁，就不必害怕命运的坎坷；让别人去做生活的骄子吧，我们的使命永远是开拓！”

真正爱上业余文学创作，是我到铁路上来之后。那时候的铁路虽然饱受极左路线的冲击和破坏，但仍然保持着“国民经济先行官”的良好态势。最可敬可爱的是日夜奋战在安全生产第一线的铁路职工。有的老师傅刚从批斗会上下来，摘下黑牌就投入保安全畅通的战斗。这些普通得扔到人海里也找不着的人深深感染了我，激励了我，我便自不量力地拿起了笔，报纸电台不时采用我采写的通讯报道。时间稍长，我觉得光写新闻类稿件是不够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应该还有其他表达方式，业余文学写作应该提供这种可能。于是，我开始写诗，因为诗歌最能激发热情，最能表达感情；后来就写散文，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文学评论，各种文学体裁都试一试。就这样，我跌跌撞撞地走上了业余文学创作道路，把自己放心地交给了文学。

在我的经验中，大多数人都在为生存而挣扎、而争斗，但文学让我懂得，人生不止这些内容，即使最为卑贱的人，也有着自己的精神向往。而精神向往并不是把自己托附给什么人或什么组织，而是在自己的内心生出能让自己温暖、也让旁人感到安全和温馨的念想。业余文学写作，首先是巩固自己的内心，不是试图去教育别人。我读书时接受的是一种蔑视美、践踏美的教育，或者说，是以粗暴、以强力、以仇恨为美的教育。是文学让我走出内心的樊篱，让我能够发现并欣赏这个世界上的美，在美还不普遍的时代心怀对美更高的憧憬和期待。

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麦家给我们讲课时直言不讳：“文学写作是自我疗伤。”这话让我怦然心动。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我们能做的只是自我疗伤，康复上路，因为好朋友都在路上。文学把我这样对人生与世界缺乏正确情怀的人，变成了一个大致正常的人，虽然外表有点冷，但内心是热的。而且，业余文学写作让我活得充实，活得有精神。

我是干列检出来的，一线职工的喜怒哀乐我都经历过；到段机关后，接触和处理的也都是职工的事。而今，正遇上铁路大变革的时代，我们必须以新的视野、新的姿态予以足够的关注和积极的参与。因为，铁路供奉了我们所有的记忆，随时提醒着我们悠远的梦想。这，也是我业余文学创作的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