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解析

莘格高级中学   李涛

    韩愈，身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素有“文起八代之衰”和笔力雄健之称，而《师说》应当是最能体现这种文风的作品之一，文章大开大阖，立中有破，破中有立，破立结合，叙事说理如同大江之水，滔滔不绝，令人不敢迫近猝读。

    初入教师行当，教授这篇文章，大多着力在字、词、句的落实，久之再教，才发现经典之文非但在遣词造句上出类拔萃、思想方面高屋建瓴具真知灼见，其实在论证的理路方面也属典范，而这种典范恰恰可以通过文章的言语形式得以解读，达到文言并重的教学之效。

    “说”之文体，侧重议论，申明事理，或偏重叙事，如《捕蛇者说》；或重于抒情，如《爱莲说》，而《师说》却偏重说理，类似杂文，一般针对现实问题而生发议论，破立结合，刺美现实，文章共四个段落，引导学生关注第二段首句“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可见此文具有针砭时弊之效，是针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不从师”的不良现象而发，而两句18个字中有8个虚词，几近一半，读之回环往复，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有金属之音，饱含了作者为之痛彻心扉的愤慨与不平，除去这8个虚词，“师道不传久！欲人无惑难！”让同学再读，效果索然寡味，那么，作者究竟想在文章里表达什么？关注至此，学生的阅读兴趣也悄然升起。

    研读言语形式，梳理文章脉络，我们会发现，全文形成“立—破——立”的论证理路。

    细读首段，“古之学者必有师”“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直接正面论证，给出观点，告诉当下及后人这样一个道理：学必有师，唯道是学。韩愈以为由古至今，一定有老师的传、帮、带，才有“求学的人”代代成长，薪火相传，而选择老师的标准并不在于门阀制度的贵贱、年龄的长幼，而在于儒家之道，因而，老师在这篇文章里的内涵并非单指由中央到地方的官学中的专职教师，而是抽象出懂得儒家之道的人都可以成为老师，试想，这是一种何等样的胸襟？韩愈之孤明先发可见一斑，此一段为正面论证，令人耳目一新，即便今天也有现实意义！

    有立方能有破，破立结合才能形成艺术张力，二段破解时下之弊，作者连接古今，纵横比较，通过对比手法彰显“学必有师”的重要性，三组对比：（一）纵向 “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截然不同的从师态度作对比，以出人也远矣的古之圣人，仍然从师问道，对比当今下圣人也远矣的众人，而耻学于师，结论圣人益圣，愚人益愚，告诉当时之人从师之重要。（二）自身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的“小学句读”与“于其身也则耻师焉”的“大遗其惑”，形成因小失大，舍本逐末的鲜明对比，告诉时下之人这样作法有失明智。（三）横向“位卑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与“官盛的士大夫之族互相嘲笑从师”相对比，结论“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告诉时下之人，如果不懂得从师学习，残末的门阀制度终不可靠！

    典范的论说文不会仅仅停留于观点的论证上，而是在此基础上纵深发展，三四两段，正面论证，例证典型，勾连古今，事实胜于雄辩，一则为万世师表的圣人孔子，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告诉时下及后人即便是圣人也没有固定的老师，弟子与老师不必拘泥身份上的尊卑，唯一的区别在于术业专攻与闻道先后的区别；另一则是从师好学的李蟠（唐德宗贞元十九年进士），不受时俗拘束，实行古人从师之道，再次紧扣“唯道是学”的择师标准，而自己敢于逆流俗而上，甘为人师，如同北岛《回答》里的“第一千零一个挑战者”，更加突现自己爱憎之情，即便成为千夫所指的靶子，也希望以此唤醒社会世风转变，大家能够以从师为尊。

    通过言语形式，我们会发现作者运用正反对比、破立结合的论证理路去彰显自己的主旨和写作意图，二段与一、三、四也可形成结构上的对比，每个段落里也都明（隐）里含有对比，这种对立对比的写作思维，恰恰也是甄别遴选各种观点和现象的一根点石成金的金手指，韩愈之名的流传，得于其彪炳千古的文章，而文章的著述又源于其高拔的创作思想，“词必己出”与“不平则鸣”，养护了韩子一身浩然之气，敢于在批判中大胆创新，悯怀众生，除去陈言与陋习。

    有人说，《师说》的最大的亮点与贡献在于韩愈能够冒社会之流弊，破六朝骈文华而不实之文风，在批判声中昂然前行，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卓越的见识，其实，在批判声中昂然前行的不仅仅是背景知识透露给我们的勇气与见识，就文本本身构成的生态，更是如此，“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与“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遥相呼应，告诉当时的人们，老师只是一种身份和意识，并不神圣，弟子在某些方面可能也是老师的老师，一切都应以懂得儒家之道为划分标准，打破了由古以来的“天→地→君→亲→师”“一日师，终身父”的旧有等级樊篱，更给魏晋以来“门阀制度”系统下天生具有优越性的士族接受“从师问道”的可能性做了一个很好的心理铺垫，可谓用心良苦。“人非生而知之者”语本《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孔子囿于时代认为有生而知之的人，但自己并非如此，按照孔子的逻辑，生而知之的人可以不必从师，而韩愈却进一步明确了世上没有生而知之的人，因而“学必有师”，论点更无懈可击，所以，韩愈在本文中批判的不仅仅只是当时流弊之不足，更纠正了由古以来对于老师和认知方面出现的误区，他始终能够站在对立对比的思维上思考问题，批判声中昂然行在本文中恰如宝剑的两刃，既有纠偏时弊，更有发展旧说。

    除此之外，受魏晋骈文负面影响的文章华靡委顿，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唐时人们所共知的，但是，造成个中问题的主要并非是“骈体文”这个形式，根本上，仍然是写作时的思想和内容的双向缺失，因而，韩愈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忧愤出诗人，不平有文章，《师说》便是用骈散结合的言语形式，写出文质兼胜作品的典范，读之朗朗上口，颇有音韵美感，而我们也应当学会通过言语形式，深挖其背后的意蕴，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

    因此，韩愈之文语言练达，辞锋骏利，气势壮盛，并非止于口舌，而在于其锐利的眼光，深邃的思想，中正的心态，除此之外，韩子本状元出身，行文跌宕起伏外也非常合乎规范，全文27个“之”字，“之”作为虚词的含义和用法基本上都能穷尽，这也是本文教学方面很重要的语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