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就是读人心”，这话换成“读史就是读对话”，似乎也对。尤其是读中国的历史。《史记》以降，那些被后世认为是历史书中最精彩的篇章，有哪一个不是充斥着大段的人物对话？用文学的眼光看，唯有对话最传情达意，能极大地提升普通读者的兴趣。故而演义就比正史的读者多，历史小说又比演义更吸引人。

可是，中国历史有个不言自明的编纂法则，就是当代人不修当代史。帝制时代，基本上都是前朝覆灭后，继起的朝代组织读书人，遵照统治者的好恶来修胜朝的历史。吊诡的现象就来了，即使短命如隋朝，也存在37个年头，汉唐两宋明清，国祚都二三百年之久，试问有谁能活这么长的寿命，又有机会听过那么多古人之间的对话，在史书中把自己未从谋面的古人的言行举止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史书里的对话，无非都是史家的想象和杜撰。最精彩的部分，离当时的事实真相最远。

汉代以后，历代帝王都有“起居注”，由宫廷人员记录皇帝的日常生活轨迹，作为后世编撰国史的基本材料之一，皇帝本人是不能查看记录自己的起居注的内容，已成规制。但碰上唐太宗李世民这种屠戮兄弟、逼迫父皇让位的狠角色，起居注也就难保其本来的真实面目了。

王国维先生在谈到西方哲学时有个经典论述——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将这句话移植到历史学，又何尝不是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