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北京各个小区的“防疫保安”依然在岗，但早已无事可做且至少2个多月了。不知为何这些保安还不撤离，是上级把他们遗忘了，还是防疫常态化的要求？

我家所在的这幢高层宿舍楼因独门独院，从疫情开始就专门派驻了2个防疫保安，24小时值班。据说这些保安隶属于保安公司，而保安公司归公安局管。当北京二级防护时，这些“防疫保安”的工作内容是，阻止非本楼的人进入，同时监督本楼居民进入院门时出示特制的出入证，以及用体温枪测体温。当北京由二级防护降至三级后，这些工作也就随之结束了。然而，保安们依然夜以继日地24小时在岗，可他们现在每天只是坐在院门口，无任何事可做。我感到很疑惑，这是否属于花钱买来的形式主义？给这些保安的工资，花的可都是咱们纳税人的钱啊！

如今外省市早已恢复正常，连口罩都不用戴了，国内旅游业也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然而，北京的总体状况依然属于后疫情时期。尽管各行各业都已复工，整个社会也基本上都恢复到正常状态，但北京的各个医院还是防疫重地。

去医院看病只能预约，而且进医院要过层层关卡，大门口要填表登记一次，进科室还要把个人信息再登记一次。如果要进行专项检查，在各个检查室的门口依然要重新登记个人信息。我觉得奇怪，医院计算机都联网了，为何要多次重复登记？看着登记表上自己那些龙飞凤舞的字迹，很难相信别人能辨认清楚。显然，这样的登记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有一天，我下午5点半到某三甲医院做B超检查，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从进医院大门到进B超室都没有任何填表登记，也没人测体温和查看绿码。看来是因为已超过5点，防疫检查人员都下班了。令人难免心生疑问：这一系列的所谓防疫措施都是可有可无的？

在北京，比医院的管理更严格的是养老院，至今还在实行封闭管理。

记得8月的某一天，我很偶然地在网上发现了北京市民政局发的一个通知，提到了养老院可以正常接收老人入院了，包括外出就医的也包括透析的老人。于是，我去养老院询问，我家老人可否回来，得到的答复是：不行！因为从院外回来的老人要隔离14天，而你家老人每周三次去医院透析，达不到隔离14天的要求。我听了觉得人家说得在理，别说是隔离14天，即使是隔离4天我们也做不到。但令我不解地是，民政局为何要发这个自相矛盾的通知呢？每周三次去医院透析的老人到底能不能回养老院？

我先打电话给区民政局询问此事，对方照本宣科地读了政策条文，告诉我，回养老院需要隔离14天，你们做不到，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是上级的指示。于是，我继续打电话给区民政局的上级，即市民政局。

市民政局有很多部门的电话都能在网上查到，但电话打过去，几乎都没有人接。我只好把电话打到民政局的信访部门，目的仅仅是询问我家老人这事归哪个部门管。不料，对方并不想把相关部门的电话转告给我，而是自己做出高调评判：你家老人这情况不适合住进养老院！我无奈地说，我家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电梯，你们要能帮我们解决电梯问题，我家老人当然可以不去养老院。对方的声音立刻失去了底气，谁都知道北京老旧房屋改建电梯问题是令市政府特别头疼的老大难，何况安电梯归市政建筑部门管。

信访办的人深知民政局解决不了我家的电梯问题，只好去找相关部门的人回我的电话。负责为我解答问题的是老年工作处的工作人员，也是先宣读政策条文，然后反问我：这通知里不是写明了透析的老人可以回养老院吗？我也同样是反问：那隔离14天怎么解决？对方一时无语。

我看到了症结所在，这些行政管理人员只知道拿着政策条文琢磨如何理解，而不知道如何从实际出发来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对方最后说，我们先研究研究。这一研究，就从8月跨到了9月。此时的北京，大街上不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些公园不用刷绿码就可以进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家老人回养老院应该不成其为问题，何况他在养老院是住单间，很容易解决隔离问题。然而，养老院一方还是认为不符合上级要求。最终，这件事的解决途径是自上而下，即由市民政局给区民政局打招呼，然后由区民政局再给养老院打招呼。

相隔7个多月，养老院的院长已经换人了。新上任的院长并不是陌生人，而是该院曾经的护理员。新任院长通知我，老人进院前需核酸检测，而且要求7天之内有效。也就是说，虽然我家老人以前做过核酸检测，但已超过了7天有效期，所以还得重新做。带着坐轮椅的高龄老人去指定医院做核酸检测，这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为此，我特意打电话咨询了北京市疫控中心，得知核酸检测并没有硬性要求。再询问区民政局，得知这额外的硬性要求是来自民政局，同时也得知民政局负责提供核酸检测的费用。我感觉民政局的这一系列安排还算合理，也就不嫌麻烦地认真给与配合。

确定日期费了我不少心思，因为核酸检测的日期与老人回养老院的日期必须在7天之内，还要避开老人每周的三次透析。回养老院的日期确定之后，我提前两周通知了养老院。

核酸检测之后，第二天出结果。拿到了双阴检测结果，我立刻跑到养老院告知，生怕耽搁了后面的进程。可是得知院长不在，出门办事去了。我想既然检测结果正常，按照原定日期入住即可。不料，得知还要申报上级部门审批，而且是两个上级，包括区民政局，还包括养老院所属的公司，之后才能入住。至于什么时候能审批下来，取决于上级领导是不是正好有空。听到这一情况，我立刻就开始着急了，估计瞬间血压至少升到160了，因为当时已是周四的下午，留给两级领导审批的时间只有周五这一天的时间，按照原定计划，我家老人是周末回到养老院，而护工已经买好了回老家的票，这要是没有审批下来，那还了得！

慌乱中我冷静地想了一下，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赶紧提醒那两级领导尽快审批！我先给区民政局打电话说明情况，对方说，我们这里审批绝对没有问题，但按照程序，先得由养老院提交申请到街道，然后由街道报上来，才轮到我们审批。于是，我再回头找养老院，但得知提交申请表这事必须由院长来处理，可是院长不在！当我心急火燎地问，谁有院长的手机号？回答居然是：没有！

无论怎么着急，我知道眼下只能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我先打电话给社区的老龄办，那里有我熟悉的工作人员，说明原委，请求帮忙联系负责此事的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对方很热情，满口答应，而且还很快就通知我，只要养老院把申请表报上来，街道这里马上就批！随后，我从网上查到了养老院隶属的某公司总部的电话，说明情况之后，我还得到了养老院新院长的手机号。

还没等我把电话拨过去，新院长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他劈头第一句话竟然是：“我就在院里，你四处打电话，弄得我很被动！”天呢！折腾半天，他居然就在养老院！我毫不客气地回复：“你就在养老院，可你的下属却说你不在，这能是我的错吗？我四处打电话的目的是让各个审批环节不要出问题，以保证我家老人能按既定时间入住。”

不用问，后来的过程一切顺利，之前的一切障碍都不存在了。事情的转机还是出在，我给区民政局的社工部门打电话，讲了自家的困境之后，对方很有同情心，直接电话联系养老院的院长，效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中国的各级行政部门都是这样，下级是看上级脸色行事。

通过自家这件小事，我对中国现行的官僚体制有了切身的感受与了解。首先是基层的一切行动都要等上级的指示，即上级的政策是下级的行动准则。其次是，个人与基层机构的沟通往往很困难，因为基层机构没有权力改变上级下达的指令或政策。由此，个人要想解决具体问题，只能越级向政策制定者反映，以形成自上而下的压力。同时，还需要经过自下而上的层层申报、审批过程。

看如今北京的后疫情时期，存在着诸如此类的各种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管理部门在防疫常态化与恢复正常生活之间没有找到平衡点。此外，自欺欺人的形式主义太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