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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高考背后的黑箱

(2014-07-22 1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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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录取制度

黑箱操作

潜规则

教育

    近年来,教育部组织实施的高校招生“阳光工程”,主要体现在六公开:招生政策公开、高校招生资格及有关考生资格公开、招生计划公开、录取信息公开、考生咨询及申诉渠道公开、重大违规事件及处理结果公开。不仅如此,为进一步落实高招“阳光工程”,确保该公开的信息全部公开,教育部还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开通了“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向社会发布全国各高校分省分专业的招生计划,发布具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校名单以及各类考生的资格名单。然而,阳光高考工程要完善的方面还是很多,其中是否拥有公平公正的程序成为关键。

各种黑箱的存在

    阳光高考工程的实施确实使阳光照到了很多方面,仅从高考评卷这一个侧面来看,就实施了包括背靠背评卷,评卷程序公开等等加大监控力度的新举措,但还是存留着很多阳光下的阴影。就目前的现状而论,高考招生的阳光工程还只能算是理想目标,因为从具体操作来看,不仅存在着诸多问题,而且在很多方面还只是停留在口头号召阶段而没有付诸于行动。

    比较明显的一个缺陷是,阳光高考工程实施的这几年中,始终没有专门设置有关考生申诉的具体管理部门,甚至没有专门设置一部传供考生投诉、申诉的电话热线。这显然意味着,考生申诉渠道公开的实际目标是难以实现的。事实也确是如此,每年高考录取后,都有不满高考录取结果又申诉无门的考生及其家长聚集在各个所报高校讨说法,而高校为避免正面冲突不予以接待又往往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

    此外,一直引起众议的是,考生要求核查试卷,属于考生的权利,然而,我国高考一直实行可查分不可查卷的查分政策,不仅使考生缺乏对自己试卷的知情权,而且使草率评卷、成绩掉包之类的不良现象在黑箱操作的掩盖下得以安然存在。

    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是,阳光高考尽管已经推行了四年,但高考录取过程中还是存在着很多信息不公开的黑箱,包括:只能查分不能查卷,无法监督草率判卷现象,使判卷过程成为黑箱;通过自主招生的考生能拿到20至60分的加分,而考生因何加分的信息不公开,使自主招生过程成为黑箱;高校录取的提档率在120%以内被称之为不违规,但提档率不公开、被退档的理由不公示,构成提档线周边录取黑箱;降分录取政策的不规范,使降分过程的操作成为可乘之机,构成降分录取黑箱。

自主招生中的黑箱

    2008年北大录取的保送生和自主招生的人数已经超过总招生人数的40%,而有关这些学生因何而享受保送待遇或是得到几十分的加分却是信息不公开的。这么高的比例却信息不公开,使公众有理由怀疑黑箱操作的存在,以及质疑自主招生、保送的依据与所招学生的真才实学是否相符。

    在讨论现行自主招生方法合理与否之前,首先要搞清两个基本问题,即实施自主招生的目的是什么?自主招生要招什么样的学生?自主招生最初的考虑是,相对于各方面都过得去,但又都不突出的平庸之才,还是偏才生、特长生更具有培养价值,由于这类人才在传统考试中是肯定会被埋没的,因而,必须设立非传统的考试体系以使这类学生能够通过合适的渠道进入高校,以得到符合他们才能的深造机会。自主招生正是出于这样的初衷应运而生,然而几年的实施却使现行自主招生方式越来越远离了最初的设想,现行的自主招生所确认的招生对象是,学习成绩在学校排在前若干名的学生,自主招生的实际目的已经演化为,防止平时成绩优秀的考生由于一些不可测的因素导致高考发挥失常而增加的保险,即给予升学优惠的仍然是与主流教育相一致的所谓优秀生,而不是自主招生最初的设想:面向偏才、怪才、奇才之类的特殊人才和创造型人才。

    同样是在2008年高考的自主招生中,清华以降60分的代价录取了蒋方舟,此事件引发了公众特别是网民的热议,质疑焦点是蒋方舟以“作家”身份被降分录取,而她的语文成绩却只有117分,致使网友争论颇多。其实,清华降分录取有文学才华的蒋方舟倒是符合自主招生的初衷:通过特殊渠道把那些在某学科有特殊才能又很难正常通过高考的偏才选拔进入高校。事实上,像蒋方舟这样的偏才非常少,这使大量的自主招生名额被用作“降低20分录取”,这意味着自主招生完全失去了应有的意义,根本没起到为特殊专业人才开辟蹊径的作用。

    在单一的统一考试之外,开设一些其它形式的考试、考核途径是非常必要的,这意味着为不同的人才开设不同的大门。然而,现行自主招生制依然只是为同一种类型的人才开设了不同的大门,这样的自主招生对于人才培养多元化来说当然是毫无意义的。不仅如此,由于现行自主招生方式的不透明和黑箱操作性,故极易被以权谋私者利用,致使这种自主招生演变为对权力拥有者的利益优惠。那些热衷讨论清华该不该降分录取蒋方舟的网友恐怕想象不到,自主招生的暗箱操作使一些既无高分也无才华的人却可以依靠潜规则悄然进入名校。

    由于现行自主招生方式的公平性不具有可操作性,降分录取过程的不透明构成了对高考公平的危害,这表现在,现有的高考制度无法保证各高校不滥用自主招生权,而高校一旦滥用自主招生权,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同时,考生在此是被动的,即使对自主招生考试存有异议,也没有合法的渠道进行申诉。由此,自主招生方式的改革应该首先解决的是保证程序公正。

投档率背后的黑箱

    高校招生录取中的高投档率其背后也是一个明显的黑箱,当提档率高达120%时,高校是以何种理由把那20%的考生退挡,这对公众是一个长期未解的谜。面对时常出现的取低退高现象,公众有理由怀疑高校退档理由的公正性。我们直观看到的是,提档率越低的院校越是坦诚公布自己的提档率,如一些提档线就是最低录取线的高校都是自豪地向媒体广泛宣布。与此同时,那些提档率高的学校总是遮遮掩掩地羞于公布确切的提档率。很显然,高投档率背后的黑箱操作使高校很难理直气壮地面对媒体和公众。

    了解国情的人们都会对高投档率提出质疑,即越大的提档率是否存在着越多的后门现象。从网上偶然泄漏出来的某著名高校某年高考招生特殊情况汇总,多少也能窥见到那20%的比例所承载的“后门”功能。实际上,当孩子的考分上了提档线之后能否被录取就看家长的本事了,这在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不难推断的是,在我国这样一个高后门率的社会,黑箱操作的高投档率势必与高后门率有着紧密相连的高相关性。

    从我国的社会现状来看,任何一种新制度的产生,都有可能慢慢演化为新的暗箱操作的平台。毫无疑问,当高提档率背后的运作过程既不透明也不公开且缺乏监督机制时,很难保证在这样的黑箱操作中能避免出现招生录取中的社会不公现象。

降分录取的黑箱

    高校降分录取本校子弟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我们的一句老话。在这样的一种逻辑下,“靠着教育吃教育”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东北某高校部分教职工因不满学校在今年的招生中对其子女的优惠政策作出改革,集体向校方抗议,提出“要公平、要公正、要上学”,要求学校对其子女予以大幅度降分录取。该校此前曾降低100分录取本校子弟。(《中国青年报》2008年8月30日)

    其实,降分录取的现象在任何一所高校都存在,靠啥吃啥是中国社会的老规矩,降分录取本校职工子弟乃至亲属早就成为各高校公开的浅规则,且降分录取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靠着教育吃教育”是比较明显的表面现象,而更实质的是“靠关系吃关系”。现实中,几乎所有的降分政策都被人们充分研究和巧妙利用,即使是一些看上去好像是硬指标的降分录取资格都是可以通过找关系、走后门的方式获得,如某些科技奖之类的奖项,总之,国人已经把“关系”渗透到各个可及的地方,致使各种看上去很硬的指标都被悄然软化而进入可被“关系”运作的范围。

高考黑箱背后的潜规则

    高考招生过程中的黑箱操作,掩盖了高校招生录取中的种种潜规则和社会不公,权势与“关系”在高考录取的各个环节的通行,严重破坏了高考的公平性与权威性,并使高考成为被权力腐败攻克的最后一个堡垒。

    最可悲的是,国人对走后门的现象已经熟视无睹并习以为常,与“关系”相关的潜规则已被人们普遍认可。阳光高考逐渐演变为只是对普通老百姓的阳光工程,一句社会流行语是这一现象的经典概括:六月考学生,七月考家长,八月考关系,九月考票子。当这一现象成为一种风气之后,找关系俨然成为适应社会的一种必要的能力。

    在中国,“关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拥有社会关系的网络越大就意味着拥有越雄厚的社会资本。“关系”的存在与运作始终是中国社会重要的文化内涵,而“关系”的运作也必然深入到高考招生的全过程之中。不难看到,当 “关系”的运作成为中国社会特有的“潜规则”之时,各种制度的漏洞都会成为关系运作的切入口。 “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纽带,不仅连接着种种扭曲的社会现象,也连接着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高考加分之类的政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部分人以权谋私的工具,主要还是因为加分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以及缺乏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再加上操作过程的不透明不公开。高考选拔过程的不透明,使各种权力干预和权力寻租有机可乘,不仅使高考制度产生新的不公,也让高考“素质论”的各种改革措施名存实亡,最终导致既没有实现素质论改革的初衷又失去了公平与公正。可以说,正是有缺陷的制度保证了一些有损高考公平公正原则的不公现象的存在。

    招生制度能否完善,以及完善后的制度能否抵挡住弄权者的谋私,将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教育管理制度的法制化,以及增加招生过程的透明度,譬如,将自主招生所招学生的特殊才能以及专家组的鉴定张榜公布,以便接受舆论的监督。

    教育制度需要以多元化的建制来适应人才多元化的需要,而多种招生形式的存在则是作为统一考试的补救措施,即以多元化的制度为多元化的人才开辟多元化的成才之路。然而,人才培养多元化的每一条新路,都存在着被权、钱、关系网堵住的可能。在我国现有的社会条件下,高考制度的单方面变革都面临被异化的结局,这是因为社会制度的完善与国民素质的提高是高考制度改革能否成功的前提与保证。因而,教育改革的有效性取决于整个社会拥有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和相应的制度体系,使人们对遵守公共秩序成为一种共识和自觉的习惯。

    高校在招生中获取更多的自主权,如果是用于选取学科潜力大的偏才,应该是一件标示社会进步的好事,但若是用于后门生的自由进入就只能说是更大的倒退了。拉关系、走后门、潜规则的盛行是我国重大的文化缺陷,或者说是我国最有缺陷的文化基因,如果每一个体不是靠实力而是靠社会关系走向成功,造成的必然结果则是整个社会的退化
   高考的公平、公正与否对刚成年的高中毕业生是最好的教材,在一个决定他们命运的重大事件中,如果看到的是“关系”和“后门”比“努力”和“能力”更重要,将会促成怎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可想而知了。我们的社会应该为年轻一代提供的是公平的机会和追求公正的价值观,使他们形成公平观念与公正意识,进而成为诚实奋进,不投机取巧的正直公民。因此,阳光高考的目标应该是保证公平与公正性,以及杜绝不正之风的盛行,其重要的社会意义是,倡导“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良好价值观,促使个人的努力与成功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这是保证社会和谐与良性发展的必要前提。

 

载《民主》杂志2009年 第2期(编辑将标题改为“杜绝阳光高考下的暗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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