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中国人》的简体字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后售完就没有再加印，所以这书显然不是畅销书，然而这本非畅销书却出现了盗版书。实际上，这样的现象相当少见，几乎可以说是没见过，因为盗版者都是瞄准了畅销书，而非畅销书一般是没人会去盗版的。这一盗版现象也从侧面说明，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时的发行能力比较差，而这本书应有的市场却被盗版者发现了。

    《细说中国人》的盗版书出现两年后我才因遇到一起文章抄袭事件而偶然得知。那是2002年，我在自己订阅的《教育文摘报》上发现，有一篇转载的文章，文字是我的，而作者的名字却不是我，再一看是摘自《教育参考》杂志，而当时我还从没有在那个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于是，我给远在上海的《教育参考》杂志发邮件询问此事，并希望该杂志严肃处理抄袭事件。

    《教育参考》杂志当时的主编经过认真调查之后告诉我，抄袭者是从《比较中国人》一书中抄下的文字，这时我才知道，我的《细说中国人》一书已经有了盗版书且书名是《比较中国人》。

    我对《教育参考》杂志的主编提出了我的解决方案：让抄袭者把盗版书交出来，然后我送他一本《细说中国人》，这事情我就不再追究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实施了我的这个方案，我不仅没有再追究这起抄袭事件，还从此应邀成为该杂志的作者。

    我拿到这本盗版书一看，除了书名改了两个字，作者换成“柏杨”，出版社还改成“河南文艺出版社”。虽然我明知“河南文艺出版社”这出版社的名字是盗版者盗用的，但还是本着认真调查的精神与“河南文艺出版社”电话联系，对方明确表示这是一本盗用“河南文艺出版社”社名的盗版书。

    让我深感不解的是，我的书中有大量的文字内容是与柏杨的实际身份明显不符合，可还是有不少读者真信这本书是柏杨写的。我在网上看到，不仅是有些人写了阅读《比较中国人》的读后感，而且在“豆瓣”这样比较有名的网上读书社区里，居然有一群读书人还聚在一起认真讨论柏杨的这部风格不同以往的“新作”。说实在的，对于这些受蒙骗的读者，我觉得他们多少有点“缺心眼”。

    显而易见，柏杨的岁数、经历、学术背景与我差别很大，而我在这本书的100篇文章里几乎处处都留下了个人经历的痕迹，所以，读者只要对柏杨稍微有一点常识性的了解，就会发现这本书根本不可能是柏杨的作品。更何况从时间上看，《比较中国人》这本盗版书出笼于2000年的12月，此时柏杨已经超过80岁，且一直病卧家中（几年之后病逝）。不难判断，这些相信此书是柏杨写的读者对柏杨缺乏最基本的了解。真是令人感叹，居然有这么多所谓的读书人在如此盲目地读书，被盗版者愚弄了还都不知道。

    当然，最可恨的还是充当小偷、骗子的盗版者，正是盗版者在偷了作者的原创之作后又欺骗、愚弄了读者，让不少读者当了可笑的傻瓜。

    我个人对盗版现象虽恨之入骨却也无能为力，除了写文痛斥也别无他法。“盗版者的想象力”一文最先是发表在2003年2月27日的南方周末上，之后我将内容稍作扩充并收入《中国人心理透视》一书。

             盗版者的想象力                      

    拙著《细说中国人》一书于1999年7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简体字版，又于2000年5月由香港三联出版了繁体字版，同年12月就有盗版书出笼。不过，我是在盗版书出了两年后才看到这本盗用《细说中国人》的全书内容，但以《比较中国人》为书名、同时盗用“河南文艺出版社”之名为出版者、盗用“柏杨”之名为作者的盗版书。

     看到自己的书被盗版，愤怒、生气及无奈之余，深感自己是个利益受损害的倒霉者，但将盗版书《比较中国人》从头翻到尾后，发现柏杨比我更倒霉，他的名誉显然大大受损，因为当盗版者将柏杨安排为这本书的作者时，80余高龄的柏杨便不明不白地在北京有了一个才上小学的儿子，而且还要不远万里地从台湾秘密地跑到北京某小学来参加“儿子”的家长会，保密程度好到连众多嗅觉敏锐的媒体都居然没有一个知晓此事。更为离奇的是，盗版者使柏杨不得不于文革期间在大陆某中学度过了他的中学时代，其结果是，被人们称之为一代人文大师、自幼聪颖的柏杨中学毕业时已年近花甲，使柏杨平白蒙受弱智之嫌。

    实际上，为了让读者相信这本书是柏杨写的，盗版者已做了很多修改工作，包括把《细说中国人》一书中涉及的大陆报刊改为台湾报刊、大陆医院改为台湾医院；将作者坐在北京的家中看大陆电视台的节目改为柏杨坐在台湾的家中看来自大陆电视台的录相等等。然而，由于盗版者对所盗之书的内容一点儿都不肯舍弃，漏洞便随处可见∶祖籍河南的柏杨变成了南方人的后代；八十余岁的柏杨当年就读的中学于今只有40余年的校龄；大学就读于政治系的柏杨变成了学理工科的；只来大陆两三次的柏杨变成了常住北京的居民；擅长文学、历史的柏杨突然最关心的是社会学并擅长于问卷调查；因动过多次大手术而行动不便的柏杨突然神仙般地活跃于社会调查之中，并不断地亲临大陆的众多学校、幼儿园采访教师、学生及家长；年老的柏杨其同学却个个青春不老，不是忙于考出国留学生，就是忙于换工作，亦或是忙于辅导尚年幼的孩子；作为自由作家的柏杨突然成了大陆的单位人，而且至今未退休；走路蹒跚、连出门都很困难的柏杨能陪美国教授在北京健步如飞地爬山……总之，正是盗用柏杨之名的盗版书《比较中国人》使柏杨的身世、声名处于种种莫名的尴尬之中，而所有这些荒诞的笑话都无疑是来自于盗版者的想象力。

    令人惊叹的是，盗版者的胆量越来越大，同时也越来越反贼为主。过去的盗版者多为简单的跟风盗版，即哪本书畅销就原样盗版哪本，而现在的盗版者水平大大提高，居然已经可以“做市场”了，即根据市场需要将盗来的书进行改头换面的包装，再以新的外表出笼。值得担忧的是，这样的盗版书一旦充斥整个图书市场，其结果是相当可怕的，因为大众的视听将被各种虚假的信息所混淆，从而使读者在被愚弄和欺骗之后却无以察觉。

    盗版在中国大陆一直很猖獗，有关政府部门称难以防范，众出版社说没有办法，法律界人士认为难以法办，各著作者则更是感到无能为力。事实让我们悲哀的是，正大光明者斗不过无耻的骗子，而躲在地下的盗版者可肆无忌惮地用谎言编造的文字来欺世骗钱。按理说邪不压正，令人困惑的是，合法的图书出版者要像做了贼一样偷偷摸摸地出书以防盗版，而非法的盗版者作为真正的贼却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占领图书市场。

    盗版之所以能够如此猖獗，原因自然有种种，但最突出的因素还是在于政府图书出版管理部门对盗版的打击力度不够，由于目前对盗版者只是一般性的罚款，没有重罚重判，使盗版成了利润大、成本低、风险小的赚钱方式。政府反盗版在过去仅仅是采取少量的、不定期的突击行动，却没有专门的机构、专项资金、专门的管理者进行长期的、制度化的规范管理。其实，政府抓盗版，可在出版、发行、销售这三大环节上对盗版实行截流堵源，同时对盗版活动各个环节的参与者施以重罚重判，即加大参与盗版活动的风险与成本。试想，都像上海那样卖一本盗版书罚五万元，哪个书店还敢卖盗版书。

    盗版猖獗是中国出版界的耻辱，盗版者日益发达的想象力则反衬着图书市场管理者的无能。实际上，反盗版难，只是对于作者个人和单一的出版社而言，如果存在强而有效的全国范围的政府反盗版行为，再辅之新闻媒介对盗版书、盗版者的曝光，盗版狂潮是完全能够遏制的。

 摘自《中国人心理透视》，上官子木著，金城出版社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