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力危机》一书出版于2004年7月，算起来快10年了，居然还在卖。这本书是我的所有书里销售情况最好的，首版首印后又加印了6次，一共印了7次。

    然而，当初为这本书找出版社却是我的所有书里最劳心费力的一本。其它的几本书都是在写作完成后没过多久就很快找到婆家“嫁”了出去，而《创造力危机》这本书在2002年完成书稿后当了两年的“剩女”。

   记得当年我至少找了有20多家出版社，多一半的情况是，编辑看了书稿立刻回话说这书肯定没有销路，我们出不了。少一半的情况是，编辑本人说书稿不错，但能不能出书需要先问问销售部，而等问完销售部之后的回话都是，销售部门的主任说这书没销路，我们出不了。

    在这本书当了一年多“剩女”的时候，我通过朋友介绍找到某出版社的一位年轻女编辑，她看过书稿后表示非常欣赏，告知我不但能出版还要给我高版税。当时的我真是喜出望外，感觉这本书稿不但能嫁出去，还找到了一个好婆家。就在马上要定出版合同时，这名女编辑因为和上司不合突然跳槽了，而且跳到了与出版毫无关系的单位。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要说这家出版社的负责人其实还可以，人家也没说这书不出了，只是说换个责编。然后，我与新任责编聊了几句，正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我意识到与这个责编价值观不同，根本无法合作，最后是我自己主动提出，我这书不在你们出版社出了。

    2003年我的眼疾急性发作，情况相当不好，所以，当时无论我做什么事情都深感力不从心。2004年的年初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从此这本书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电话是小吴打来的，得知他正在筹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北京分社，经人介绍找到我，要约我的书稿。见面发现，本来就很年轻的小吴其面相比实际年龄还要小，像个在校大学生。然而，他不仅谈吐沉稳老练，做事也非常果敢有魄力。我把《创造力危机》的书稿拿给他，小伙子翻看了十几分钟就拍板了。不过，最初的书名还不是“创造力危机”，这书名也是在编、审、校的过程中经过反复的精挑细选之后才确定的。此外，这本书从第四次印刷起更换了新封面，拿在手里似乎是比原来的封面要好看一些。

    不难发现，这本书的结果可以用“好事多磨”来形容，而当初推销不出去的过程则可以用“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来形容。现在回想起来，此书还是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最对路子，当初如果是在别的出版社出了，销路肯定没有这么好。我也是通过这本书才意识到，一本书只有在合适的出版社出版才会获得符合自身价值的销路，否则真是明珠暗投了。

    在此书的编审过程中，与文字编辑的交往过程最初也是有矛盾的，我拿到一审稿件时发现，责编按照自己的语言习惯进行了大幅度的文字改动。我对小吴说，这样可不行，到底是谁在写书？一个好的编辑应该是只改动病句，要尽可能保持作者原有的文字风格，否则编辑出来的所有书岂不都是同一种文字风格？！小吴对我的观点表示赞同，并把意见转达给了责编。在二审稿中我将一部分被责编改动的文字作了还原，但对于一些我觉得不太紧要的改动就没再进行还原处理，一方面是懒得折腾，一方面也算是我做出的妥协，咱总不能把责编的所有工作都否定了。这大概是我在此书出版过程中唯一心里不太痛快的地方，也让我意识到，责编与作者在文字审美观上是否相合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网上流传的“《创造力危机》前言∶来自中美教育比较的思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已出版的书里所显示的前言，另一个是我电脑里的原稿。由于两个版本只有个别字句上的差异，所以，一般的读者注意不到。譬如，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我的原文是：

   我国的基础教育在追求快、难、多时，不得不省略或舍弃那些妨碍这些追求的东西，而在省略和舍弃的东西中，却包含着很多对增长智慧和发展创造力来说最需要的条件、最根本的基础。

    责编把“最根本”这三个字给删除了，改成了“最需要的条件和基础”。我想，他一定是认为“基础”就是最根本的，所以视“最根本”这三个字为多余。然而，基础的内容往往不只一个，因此在众多基础中还是存在着更根本的基础。至今，我依然认为我的原文在表达上更清晰，在语感上也更有感染力。不过，既然书已出版，还是以书为准。

    此书前言的原稿能在网上流传肯定是当初我给过某刊物乃至某些刊物，具体细节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书出版后至少有三家杂志和我联系过转载前言的事宜。另外还记得，在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之前，曾经将该前言的大部分内容以“中国基础教育省略了什么？” 为题发表在2003年11月14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当时该报正在开展“中美教育孰优孰劣”的大讨论，而该报的编辑基本上没有改动我原稿的文字。

    作者写完书稿最终都是要与出版社以及编辑打交道，对于作者来说，与出版社能否合作愉快、配合默契，主要取决于能否遇到价值观相近、思维水平相当、文字审美相合的出版人。

                《创造力危机》前言∶来自中美教育比较的思考

                                   我们既输在了终点，

                                   也没有赢在起点。

    教育是科技发展的基础，面对科技发达的美国，我们总难免要进行中美教育的比较。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就已由其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而得到了验证，因而国人对我们的高等教育不如美国是没有异议的，但在比较中美两国的基础教育方面，人们的看法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多数人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虽然比不过美国，但是我们的基础教育要优于美国，即我们是赢在了起点而输在了终点。其依据是，国际中学生学科奥赛的成绩总是中国胜过美国。然而，在一个落后的基础教育的基础上生长出先进的高等教育是不合逻辑的，因而我们有必要采取更客观的视角来观察中美基础教育的差异，并重新审视我国的基础教育和我们以往的基础观，从中认真思考发展个体的创造力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中美教育比什么，以及怎么比，所引出的结论将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比较的是数理课程的学术性难度，中国的基础教育肯定是超过美国；如果比的是教育的效果、学生的实际能力特别是创造能力，则美国基础教育的优势是我们难以否认的。
    与美国的教育相比，中国基础教育的特点是进度快、难度高、知识点多。在同样的教学时间里，我国学校教的知识快于、难于、多于美国，这意味着我们的教育必然省略了很多东西。省略的是什么，与创造力有何关系，这需要我们进行具体而细致的分析。譬如，美国小学四年级课本中涉及热空气上升原理的课程教法是，指导学生动手制作一个热空气气球，学生要自己准备各种材料、自己动手制作，失败了再重新做。这样，整整一个星期的教学时间都花在制作一个热气球上。与此相比，我国学校同类课程的教法则是，教师照课本讲原理，学生听讲后背熟即可。
    不难发现，美国学校一星期的课程，我们只用十分钟就可完成。正是由于进度快，所以课程内讲授的知识点多，但我们的快进度是有代价的，即我们省略了动手制作的全过程，因而我们的学生不会像美国学生那样尝试到成功，也不会体验到失败；不会知道照着书上的程序做仍会遇到很多困难，包括材料的性质是否符合实验要求，也包括具体的操作细节是否有误差。在这样一个自己动手的全过程中，学生必然要思考、选择、寻找失败的原因，要克服各种困难。如此学到的原理，就不只是书本上的抽象定义，而是混杂着自己亲身经历和真实体验的生活道理。
    中美两国教学过程的差异向我们显示，同样是一个知识点，对中国学生来说，这只是书本上枯燥乏味的，并且与自己的生活毫无关联的抽象理论；而对美国学生来说，书本上的内容是有趣的，并且是自己实际生活中喜闻乐见的。因此，与实际生活相连的教学过程不仅训练了学生的动手能力，而且能促使他们形成主动的学习态度和正确的知识观，同时激发强烈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这是个体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毫无疑问，当我们用十分钟完成美国学校需要一个星期才能完成的教学任务时，我们的学生就不可能像美国学生那样得到多方面的知识和多方面的能力训练。
    我们常常笼统地说中国基础教育的课程比美国难，其实，我们只是难在数学课程上，而其他课程，尤其是社会人文课程，美国学校的要求则远远高于我们。美国的孩子从小学起就开始学习按规范要求查文献，写论文，搞社会调查，写调查报告。从中美两国社会人文课程的比较来看，我国学校教育的课程难度低，教学要求更低。这意味着，在人文素质的培养方面，我国的教育落后于美国。而人文素质是构建创造能力的总支撑，这方面的缺陷则是影响创造力发展的根基性的缺陷。
    即使是数学课程，我们的难度也只是集中在数学的解题技巧上，而不是用数学思维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使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方面，我国学生的数学优势不再显现。当中国的学生把大量时间花在解高度抽象的数学难题的时候，美国的学生在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并从中积累相应的经验和形成相应的能力。中国的基础教育与学生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完全脱节，而美国孩子却在中小学阶段就不断积累未来工作所需的能力以及社会生活所需的经验。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我国学生由于深埋在即使是数学家也无需问津的智力游戏般的数学谜题中，他们没有时间参与各种对其未来有更重要影响力的社会实践活动。
    社会实际生活与实际工作需要的能力是多方面的，包括自我表达能力、理解他人的能力、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对于这些能力的培养，中国的教育是基本忽略的，而美国的教育却极为重视。美国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中，含有很多非常实用并使学生无论将来干什么都用得着的内容，包括如何在最短时间里介绍自己，如何使用礼貌得体的电话用语，如何说服别人，如何倾听别人的意见，如何在众多可能性面前作出恰当的选择，等等。显然，美国学校比较注重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多方面能力，并有针对性地进行非常细致的能力训练。
    美国的学校教育注重在“做”中学，而学生正是在完整地做完每一件事的过程中，完整地了解实际境遇、完整地体验实际感受、完整地遭遇实际困难、完整地解决实际问题，最终完整地获得新的发现。他们在接触真实的情景、完成真实的任务中，必然会遇到各种真实的困难，而在排除困难、摆脱困境的过程中，必然会锻炼出处理问题的真实能力。“做”的过程是增长智慧的过程。相比较，我国的基础教育没有要求学生完整地“做事”，省略了完整地完成一件事的大部分过程，只是取出其中一个细节要求学生做好，即熟记教科书上需要考试的内容。
    我国学校课程的知识点多是基于快进度，但大剂量的知识灌输并没有获得有效的吸收效果。从书本到书本的学习无法像从“做”中学那样，能够从实际面临的多种不确定性中获得直觉和激发洞察力，以及从排除实际困难的试误中发现新问题、开拓新思路。脱离社会生活实践的学习，难以带来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的实质性跃迁。
    创造力是人的综合智慧的产物，需要多方面能力的支撑，而我国的基础教育是在远离社会生活实践的狭小天地里，集12年的时光，仅培养了学生一种能力，即通过记忆的手段完成应试任务的能力。
    我国的基础教育在追求快、难、多时，不得不省略或舍弃那些妨碍这些追求的东西，而在省略和舍弃的东西中却包含着很多对增长智慧及发展创造力来说最需要的条件和基础。

《创造力危机》，上官子木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首版首印；2005年3月第二次印刷；2006年3月第三次印刷；2006年11月第四次印刷；2007年2月第五次印刷；2008年7月第六次印刷； 2011年4月第七次印刷。

  前三次印刷的封面 

后四次印刷的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