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陈景润晚生四十年”这篇小文当初发表后有好几家刊物转载，印象最深的是《文艺报》的转载，因为其它转载的刊物都是与学术研究和科研管理沾边的杂志，只有文艺报是报纸且不属于同类刊物，所以我就很好奇，文艺报的编辑为何转载这篇看上去内容与文艺并不搭界的文章？

    当时我的猜测是，这篇文章虽然立意是批判现行学术管理体制，但写作手法比较文学化，人家文艺报的编辑大概是把这篇文章当作文学作品了。

    直到最近，我才刚刚知道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在我国现行管理体制上不仅是搭上界了，还同在一个界内。

    前几天在闲聊中从一位著名作家口中得知，如今文联的作家写小说也是先立项报课题、再申请课题经费，真是把文学创作整得跟做科研课题似的。惊讶之余只剩下感叹了，咱们中国人居然能把写小说和搞科研放在同样的管理模式下。

    我现在对很多现象除了感叹之外，已经懒得再说什么了。

    其实，抨击现行科研管理体制的正论文章我也写了不少，但都不如这篇文学化的小杂文传播广泛，文学的感染力体现了文学特有的力量。

    回想几十年前，作家徐迟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依靠文学的感染力，让一直不为公众所知的数学家陈景润一下子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人物。当时的报告文学实际上承担了许多文学以外的使命，时过境迁，这种文体现在已经不受公众关注了。

    我曾经在同仁医院的眼科偶遇陈景润，我们都是作为病人去看病，他当时已经出名近10年了。我在一旁观察看他的言行举止，感觉陈景润的性情与徐迟笔下的描写很一致，说明徐迟在人物性格刻画方面相当准确、到位。

    任何人的成功与否都受制于所处的环境。

    只要想到陈景润那成功的学术生涯，就不禁要为他感到庆幸：幸亏他没有晚生四十年，否则他的一生将被彻底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