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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继续走在“发烧”的路上

(2013-05-30 20:52:46)
记者 黄辉亮

    “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了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这歌声是如此空灵,如此通透,带着不食人间烟火的飘逸,仿佛能感到歌手喉咙的颤动,每一丝轻颤都拨动心弦。一曲终了,余音袅袅,音乐第一次如此打动我。
    上周日,在岛城音响发烧友徐应家的客厅,我听到了动人心魄的音乐,见到了传说中的Hi-Fi——如古董一般的胆机、20多年前的喇叭、上千元的电源线、用盛生鸡蛋的盒子做成的墙面、装着黄豆大米的插线板。更让我兴奋的是,我遇见了一群从上世纪90年代“发烧”至今的人。他们奔徐家客厅的那堆黑家伙而来,或挽袖倚桌,或席地而坐,捧一杯清茶,再一次说起他们痴狂的过往……
    
他们继续走在“发烧”的路上

他们继续走在“发烧”的路上
    
    那个年代,爱音乐是种“奢侈”
    如今,音乐无处不在。在路上、在办公室、在家中,不管你在哪里,只要你愿意,你随时可以遁入音乐的世界。
    但在那个远去的年代,爱音乐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40多年前,忻尚君还是个孩子。在那个所有人都竖着耳朵等大喇叭响起的年代,他拥有了一台收音机,是父亲的工程师朋友亲手所做。在现在看来,那台收音机实在太简陋,天线要用竹竿支到屋顶上才能收到信号。但在那时的忻尚君眼里,这台收音机就是他的命。每天放学后,他小心翼翼地拿出收音机,寸步不离地守在旁边。那时,小岛上还未通电,他的零花钱几乎都用在了买电池上。
    高中时,他终于拥有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毕业后,他去朋友家玩,对方的床上赫然摆着一个4喇叭的收录机,还可以录音。回到家后,忻尚君怎么也睡不着,恨不得去抢银行把它买了来。后来,他翻出家里的4块银元,向朋友换了来。“那时候流行歌曲真的很少,我和哥哥记熟了节目单,每天早早地守在收音机旁等。”徐应家里的那台半导体收音机,是杭州产的,他还记得它的木质外壳。工作后,收入微薄,当时流行的随身听,一个要120元,省吃俭用半年才买得起。他说服母亲向别人借钱买了来,等每月发了工资分期还。
    岛城的音乐迷们艰辛地追寻着他们的音乐梦时,“发烧友”一词已在香港悄然走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音响器材爱好者常聚在一起把玩器材、欣赏音乐。因香港天气炎热,民用空调那时又尚未普及,他们总是弄得满头大汗、满面通红,一副发高烧的样子,他们便自称“发烧友”。后来,这一称号被大众所接受,成为音响爱好者的统称。
他们继续走在“发烧”的路上
   
    玩Hi-Fi,发烧友是“败家子”
    上世纪90年代,好莱坞大片《真实的谎言》在大陆掀起了观影狂潮,家庭影院也随之闹热大陆市场,打开了一个属于“发烧友”的时代。似乎一夜间的功夫,大大小小的音响店开遍了定海城。“光解放路从东到西就有5家音响店,不,至少7家。”那时,贺杰刚刚大学毕业,满大街的音响店和发烧友杂志店对他这个音乐迷来说是十足的诱惑。每个星期,他都会去海山路的书店买发烧友的书,但刚工作买不起音响,便三天两头跑到音响店试音解馋。
    同样酷爱音乐的徐应也在定海开起了一家音响店,取名“百代音响”,以卖各种磁带和唱片为主。当时的徐应正值轻狂年华,发起烧来疯得很,以他的店为据点,聚集了一帮岛城发烧友。
    普通的音响入不了发烧友的眼,他们玩的是Hi-Fi(英文High Fidelity的缩写,意为高保真)。Hi-Fi音响没有声音渲染能力,但可以保证较高的声音真实回放。发烧友的耳朵挑剔极了,他们心目中的Hi-Fi是把皇家音乐厅的现场搬到家里来。为了这一终极目标,那时的不少发烧友成了名副其实的“败家子”——一套入门级Hi-Fi价格完全可以买一套上档次的普通AV音响。再好一点,音源、放大系统、音箱、解码器,个个动辄数万元;连那些看似不起眼的辅助系统也个个价值不菲,电源线、喇叭线、信号线,各种各样的线一组要数百元甚至上万元,垫在音响下用于减震的小小脚钉一个也要500元。
他们继续走在“发烧”的路上
    
    疯狂“土炮党”,高端音响徒手做
    时间久了,发烧友自动分了派别。那些直接买成品机的人被称为洋机派;因经济实力有限,买不起高端成品机的发烧友琢磨着自己做,他们被称为动手派;二者中间还有个摩机派,摩机派不差钱,但他们总觉得高端机还不够高端,便买来最好的元件,自己动手为机器“进补”。发烧友为洋机派和动手派分别起了诨名——“洋枪派”和“土炮党”。
    徐应是典型的“土炮党”,刚开始时是因为经济能力有限,后来是对所有的成品机用料都耿耿于怀,唯有亲手挑选,保证每一个元件都是最顶级的才放心。音响工艺复杂,从定位设计到采购零件、制作完成,要玩转木工、油漆工、电子、钳工等多门手艺,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易。
    对大陆销售的音响元件不放心,徐应便向《中国电子报》邮购靠得住的高保真元件。一把电钻、一个锉刀、一张砂纸,是他当时所有的工具。没有面板做外壳,他去工厂讨要;面板上需要打出一个大圆孔,没有工具,他就用仅有的电钻挤挤挨挨地钻上许多小孔,然后小心翼翼地用力,让小孔一个个裂开,连接成一个大圆……
    他第一次做的功放能传出声音时是凌晨2时,虽然声音极轻,但还是掩不住他的兴奋。现在他家客厅的那套音响是他耗时两年做成的,“有了这些曲折的制作记忆,音乐听起来格外好听。”
他们继续走在“发烧”的路上
            
    坚持发烧,一份可贵的坚守和专注
    2004年,贺杰买下了发烧友杂志上常推荐的经典组合音响——日本马兰士的音源和功放、丹麦的尊宝音箱。这时的音响发烧已经开始退热,他颇为怀念地说起那些他困窘时常去逛的音响店,“定海城里音响店几乎销声匿迹了,只有芙蓉洲路还有两家残存。其中一家的店主我认识,很瘦的一个男人,后来他的店也关门了。”
    音响发烧热潮消退后,大多数以此为业的发烧友都转投他业,还在坚守着的都是“死不悔改”的铁杆发烧友,如徐应。
    10年已逝,能够长年累月地专注于一件事的人越来越少,能够静下心来聆听一首曲子的人越来越少。他也不再如年轻时那么疯狂,不再猜测歌手发声时的口形,不再迷恋音乐中偶尔出现的敲玻璃、打雷的声音,虽然对音乐依然有严格而明确的要求,但对音响的追求简化到它的本真状态——悦耳。他的卧室里还摆着各种各样的元件,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那些经典的磁带和唱片,他会在群里吆喝:“又弄了一对二手的波斯王子,落地三分频,什么时候来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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