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临近暑假，县委宣传部和县教育局联合组建的干部考察组下到学校，对学校领导班子进行例行的年度考核。不知怎么，普通教师的我，居然被圈定在个别谈话的范围内。谈话结束后，宣传部的新闻干事、有名的笔杆子谢老师与我说起了另一个话题。他说，经过各种途径的了解，觉得你的写作具有一定的基础，希望借调你到宣传部工作。最后，他郑重其事地说：“借调的意思，就是最终有可能不会真的调动。这个你要想清楚，如果同意，放假后即到宣传部上班。如果不同意，就算了。”其时，我在《中国教育报》《教师报》《江西教育》和《江西青年报》《江西广播电视报》《当代青年》等报刊发表过一些豆腐块，特别是《井冈山报》对我青睐有加，连读者来信版都发了我好几篇来信。所以，我不假思索地点头说：“谢谢，我同意。”

7月14日，当我来到宣传部时，才知道还有两位老师同时借调，一位姓廖，来自县二中；一位姓叶，也来自学校。他俩比我先两天报到，此刻正坐在办公室里。看到我进门，均友好地微笑地看着我。办公室条件很差，一栋三层的老楼，装下了整个县委。而宣传部却在最东头，那是裙楼，只有两层，宣传部的楼板直面火热的太阳。恰逢夏天，狭小的办公室里居然并排放了六个办公桌，连罗副部长都与我们坐在一块。天花板上唯一的吊扇，一边吃力地转着圈，一边发出令人担忧的呻吟。

我坐在廖、叶两位老师的后面，谢老师就坐在我的对面。他笑着说：“你们三个人的任务，主要就是写新闻报道，发表得越多越好，省、市是会排名的。”我点点头，兴奋地拿起了笔，立即在稿纸上开始奋笔疾书。

不久，《井冈山报》就在头条位置发表了我的一篇通讯《段满香“三哭”》。其实，这还是我在中学任教时采访后撰写的，只是发表的日子恰逢其时。我记得，当天报纸一到，罗副部长就表扬说：“志锋这篇通讯角度选得好，内容也充实，文笔很灵动。”罗副部长来自万安中学，不但具有较高的写作水平，而且为人亲和，毫无官架子。

很快，我就步入了正轨。我发觉宣传部工作氛围相当和谐，平素大家就新闻选题或新闻内容，常常进行激烈的讨论，甚至为了一个标题，反复地进行商讨。可没有一个人心存芥蒂，更没有人背后说三道四。我在宣传部几年，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因此，虽然条件简陋，工作辛苦，但心情舒畅，办公室里常常是欢声笑语，喜气洋洋。

为了多上稿、上大稿，罗副部长、谢老师经常带着我们去采访，手把手地指点。初稿完成后，或当面把脉问诊，对症开方，或直接在稿纸上修改，但从未要求署名。有时，即使我们把他们的名字写上，他俩也会毫不客气地划掉。我们三个被借调的，更是暗暗地展开了一场写作比赛，你追我赶。白天，我们挤在办公室里写稿，定稿后，又得用稿纸誉写一遍，才能发往报社。因为头上冒大汗，手上流小汗，所以稿纸往往被汗水润湿，此时只得重抄一遍，方敢投稿。那时可没有电子邮箱，靠的全是八分钱的邮票，一来一往，往往把新闻弄成旧闻。为抢占时间，我偶尔到部长办公室发个传真。但大多数，都是自掏腰包，到邮电局发传真。记得一次向人民日报的《华东新闻版》发稿，一篇几百字的现场新闻，竟花了我八十多元（当时的月工资只有区区数百元）。这篇新闻稿虽然最终没有发表，可我依然如故，遇到自认为好的新闻素材，毫不犹豫地自掏腰包发传真稿。

渐渐地，我的稿件发表得越来越多。《井冈山报》当时只有四个版，某一天，除了第四版的广告版，其余三个版，居然都各有一篇我的稿件，或消息，或通讯，或言论，在宣传部引起了热议。办公室主任汤老师开玩笑地说：“今天是郭志锋日，居然发了三篇，创了历史。”与此同时，我在《江西日报》连续发表了《由虹桥事件引发的思考》《老手艺新窍门》《高坑姑娘》等一系列两千字以上的言论、通讯稿，再次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我还先后登上了《光明日报》《农民日报》《半月谈》等名报名刊，给宣传部在全市的排名加了分。其间，发生了两个插曲。一个是《人民日报》头版的“求是坛”栏目，竟然有人抄袭了我的稿件。稿件是我投给人民日报的，但刊发出来，引用的事例是万安的，文章的大部分内容也是我写的，可作者却是另外一个陌生的人。我当即向人民日报写信，询问事件的原委，但连写了两封，均杳无音信。幸运的是，宣传部领导在年终统计奖励时，仍然算作了我的上稿（罗副部长和谢老师均认为至少文中的事例是表扬万安县）。一个是我创作的散文《惶恐滩的变迁》居然有一段奇遇。此文本是我应武装部一个人的委托而创作的，议定发表时署两人名，照片也要署摄影者名。哪料，在《解放军报》发表后，此人不但没有及时告诉我，而且报纸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连摄影者都成了他。得知消息后，我当然十分愤怒。或许他害怕了，连忙上门向我道歉，并归还了报社发的120元稿费。此事我虽未向他的领导汇报，但我立马以“杨超”的笔名，将此稿投给《江西日报》。果然，只隔了几天，《江西日报》副刊就在头条位置刊发了。

那几年，公开招考开始兴起。我们借调后过了两个月，县政府办招考秘书（招四名），我兴致勃勃地报了名。记得当时只写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谈谈我县县域经济的发展》。参考的七十多人，我坐在靠窗的第三个位置。也许因为在宣传部看了两个月的材料，对县情以及领导的意图有所了解。我提起笔，洋洋洒洒三千言，一挥而就。过了几天，张榜公布，我位居第一，也是唯一上了八十分的考生。然而，面试前，部长却委派副部长找我谈话，建议我留在宣传部。面试当天，也不知是部长一时忘了通知我，还是临时什么地方出了故障。当我接到通知时，面试早已结束。我满头大汗地跑到县政府。一看，只有常务副县长脸色铁青地坐在那儿。他怒吼道：“什么意思？本来你第一名，县长要亲自面试。可是左等右等，你就是没来，架子真大！现在来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你有没有一点纪律性？……”我无言可答，只得像木头一般站在那儿，让领导泄了这一肚子的火气。

到了1999年，因为部里没编，我们三人仍然借调。三人暗暗竞争的格局一直未变。就连招待客人，我们三人也是争先恐后。虽然廖和我，当时已经三十多岁了，但只要部里来了客人，我们都争着搬椅子、端茶水，生怕有什么地方招待不周，(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象如今极其罕见)。即使晚上油印文件，我们三人还是抢着干，没有一人有抱怨，也从未有过不满的情绪。这几年，真是激情燃烧，现在回顾一下，仍旧十分自豪。那一年，许多新闻单位都在举办建国五十周年的征文活动。我精力充沛，兴趣大起，连续奋战几个夜晚，一连写了五个征文，分别发往北京、南昌和吉安。没想到，居然没有一个落空，最差的也是三等奖。尤其是《光明日报》的征文，我竟夺得了唯一的一等奖，搬回了一台价值3000多元的康佳彩电，一时轰动了整个县委大院。

2001年，第二次副科级领导干部招考悄然拉开了序幕（第一次是1999年，四个副科职位）。这一次，推出了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的位置，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觉得这次必须接受挑战，参加招考。有一天，组织部长走到我们办公室，看了看我们三个人说：“都去考，不要坐在这儿等提拔。”其时廖已调入，借调的还剩下我和叶。廖接口就说：“部长，我们都会去。”他报考了县委党校副校长，我按计划报考了县广电局副局长。放榜后，我们两人都进入了面试，我位居笔试的第二名。面试的日子越来越近。部长或许是因为前面政府办秘书招考的事，或许是我还没有调入的原因，主动找我谈了一次话，对我的面试进行了指点，鼓励说：“小郭，你肚子里很有货，就看你怎么吐出来。不要怕，要沉着应战。”我沉思了一会，说：“好的，我不会害怕。”她点点头，表示心中有数了。面试是当场亮分，我有幸获得第一，计入总分后，也是第一。组织考察时，大家都给了我较高的评价。罗副部长向考察组介绍说：“志锋，借调的这两年，成绩突出，两年都是市委宣传部表彰的先进个人。”

这一年，县委宣传部双喜临门，因为廖也是勇夺第一，如愿以偿去党校任职，而我去广电局任职，在县委大院一时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