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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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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五:大楼和大师

(2012-02-13 15:51:38)
分类: 八十华诞庆贺文集

——庆祝恩师江平教授八十华诞
于海涌*

 

  1987年9月,当我作为“昌平一期”的一年级新生到中国政法大学学习时,江平老师正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当时中国政法大学刚刚在昌平安家,整个校园完全是个巨大的工地,一年到头施工的噪音从不间断,起重机长长的臂膀下面就是我们每天上课的必经之路,尘土飞扬的临时空地就是我们的足球场,游泳要去隔壁的国防大学,洗澡则要走到一公里以外的一个干休所,尤其是春天,洗完澡回来要途经一片菜地,一旦遇到风沙,刚洗干净的头发马上就重新落了一层灰尘。这种近乎恶劣的条件对我们这些还没有从大学梦中醒来的“天之娇子”无疑是一盆冷水,学生对当时的条件多有抱怨,江老师则幽默地告诉大家:“争取在你们毕业之前把政法大学建设好。”当时学生会组织了一次活动,每个人给发了一张小纸条,要求大家写上“我最想向校长说的一句话”,估计江老师应该没少听到我们“昌平一期”学生的抱怨之声。

  昌平新校的条件虽然艰苦,但这并没有影响学生对学术的敬畏。江老师对民商法的评价是“博大精深,知识浩瀚”,每次一碰到江老师的民商法讲座,通知贴出以后,争抢座位对我来说都是一场提前打响的战斗。在近乎荒凉的工地上,有一个扇形的阶梯教室,江老师在讲台上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江老师的口才是有口皆碑的,教室里早已经座无虚席,门口和窗台上则挤满了踮起脚尖并伸长脖子的学子们。江老师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我后来之所以能够走上研究民商法的学术道路,江老师可谓是我早期的蒙师。

  1991年7月当我毕业时,江老师已经从校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了,而教育部迟迟没有任命新的校长。基于对江老师的崇敬,我们“昌平一期”的学生都希望毕业证上能够有一个江老师的校长印章,可是有意思的是,我们那一届学生的毕业证上校长的印章空缺,盖章的是一位副校长,然后在副校长的名字下面用括弧注明一串长长的文字“中国政法大学常务副校长”,这个极为罕见的毕业证也可以作为那个时期的特殊纪念吧。每次因求学或申报职称需要复印这个毕业证时,在感到小小遗憾的同时,都会不经意地在我心里掠过那段和江老师一起度过的岁月。

  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以后,我先后在安徽省淮北市司法局、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山大学之间往来奔波,先后取得民商法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并成为中山大学法学院的一名民商法教师。2004年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挂牌,江老师开始招收民商法博士后,名额只有一个,结果幸运之星降临在我头上,我有幸成为江老师的第一届博士后,开始有机会和江老师近距离接触。在江老师家里闲聊,我无意中告诉江老师我的故乡是濉溪县(由于濉溪县是安徽省淮北市下辖的一个县,一般没有人知道,所以为了方便起见,我通常只告诉别人我的老家是安徽省或者淮北市)。江老师听说我来自濉溪县,突然问我是否知道五铺农场。我感到非常惊讶,这是一个离我高中求学的孙疃中学不远的一个农场,江老师怎么会知道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农场?原来在那个瞎折腾知识分子的年代,江老师曾经被下放到我家乡的这个农场参加农业劳动。我在孙疃中学为“跳农门”而寒窗苦读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一位睿智的法学家竟然曾经在离我咫尺之遥的农场里参加过体力劳动,更不会想到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和他还有师生之缘。江老师下放劳动的五铺农场现在依然存在,我的一位高中同学正在那里担任工会主席,他告诉我现在农场拥有300多个职工,主要经营农业种子。

  在进入博士后流动站之前,我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研究”已经接近尾声。进入博士后流动站以后,我希望能够把我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国家的立法实践结合起来,所以江老师主要指导我研究不动产登记的立法问题。由于江老师曾经参与过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他专门把我叫到他的家里,拿起他在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参加立法讨论的笔记,和我逐个探讨不动产登记立法工作中遇到的主要争议。和江老师在一起谈论学术,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我多年的成果都没有能够超出江老师的研究视野,这使我更加钦佩江老师的博学和睿智。在江老师的指导下,我在博士后流动站申报了“不动产登记立法研究”项目,这是中国政法大学获得批准的第一个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我在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名义上是全脱产,但中山大学还是希望我不要过多地影响工作,而且我的小宝宝刚刚出生不久,所以我无法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北京,这也使我失去了一些向江老师求教的机会。

  博士后出站以后,我又回到了中山大学执教民商法。有时会遇到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报考我的研究生,有时会遇到法大的毕业生来中山大学求职。同是法大人,本身就有一种亲切感。大家一起谈论中国政法大学,自然都离不开江老师这个共同的话题。一个师弟深有感触地告诉我,他和几位同学博士毕业时,江老师参加了他们的论文答辩。答辩结束后,江老师怀里抱着好几篇厚厚的博士论文回家,走路很不方便,同学们就劝江老师不要带论文啦,他都坚持把论文带走,并说:“带走,留个纪念吧。”相反,有的老师在答辩结束后,往往把学生的答辩论文象垃圾一样留在答辩会场。相比之下,学生心中的滋味自然就大不一样。

  江老师一生坎坷而壮志不移,一直保持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其“只为真理低头”的格言更显示了一个法学家独立的人格魅力。在我的心目中,我一直认为江老师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灵魂和精神领袖。对于一个大学而言,大楼固然重要,但大师更为重要。我在昌平读书时,虽然我只能在建筑工地似的校园里过着三点一线的艰苦生活,但我却有机会领略大师的风范。回想在中国政法大学的那些日子,我无怨无悔。

*于海涌:中国政法大学1987级本科生(昌平一期),江平老师2004级博士后,现为中山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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