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该是对“生物进化学说”重新审定的时候了！

拉马克是法国杰出的生物学家，生物进化学说的奠基人，为了坚持真理，他不惜放弃自己既得的荣誉和舒适的生活，甘愿和小女儿一起，搬到巴黎的贫民区去过艰苦的日子，最终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像这样一位为生物科学作出巨大贡献而甘愿牺牲自己一切的英雄人物，理应受到全世界生物学者的怀念和崇敬。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他的“生物进化学说”不承认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因此，受到了教会严厉迫害，他在生前和死后，一直受到由教会御用的生物学权威居维叶等的批判和中伤。

直到五十年后，由英国的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极力推崇，拉马克及其“生物进化学说”才得重见天日。但是，在达尔文去世以后，自诩为“达尔文的继承人”的魏斯曼提出了《种质论》，并用“老鼠断尾实验”推翻了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与此同时，魏斯曼又伙同一部分志同道合的生物学者，成立了“新达尔文主义学会”，宣布该学会的宗旨是“彻底否定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坚决拥护达尔文的以‘生存斗争、适者生存’为主体的‘自然选择’学说”。

魏斯曼这样做的目的十分明确，他一方面“反对达尔文承认获得性遗传理论”，另一方面，他又表示“拥护达尔文的以‘生存斗争、适者生存’为主体的自然选择学说”。以示他所创立的“新达尔文主义”和原本的“达尔文学说”有所区别。

从此以后，在整个生物学领域，就出现了“承认与否定获得性遗传理论”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派别。其中一派是以“传统的拉马克学说为主体”的拉马克学派，另一派是以魏斯曼为首的“否定获得性遗传理论并坚决拥护达尔文的以‘生存斗争、适者生存’为主体自然选择学说”的新达尔文主义学派。

这时的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时期，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应用武力来征服土著民族，需要一套适当的理论作为合法的外衣，经过新达尔文主义者篡改的自然选择学说，恰好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最佳选择。

经过新达尔文主义者篡改的“自然选择学说”引入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领域以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哄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 式的“强权政治”就成了西方各国的忠实信条，用武力杀戮和征服落后的土著民族不再认为是不道德的现象，“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有了政治上的靠山，新达尔文主义者就名正言顺地成了全世界生物学界的主要台柱，被新达尔文主义者篡改的自然选择学说，也就被说成是生物界进化的唯一动力。至于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一直被新达尔文主义者的官方舆论说成是早已被淘汰的错误理论，拉马克本人也经常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由于我国对生物科学的研究起步较迟，对生物科学方面的知识，绝大部分都来自西方各国生物学界的“权威”。因此，对新达尔文主义者的观点深信不疑，特别是认为“弱肉强食”和“落后就要挨打”的观点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相反的，对拉马克的生物进化学说却是一无所知，甚至绝大部分人连拉马克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国引进了米丘林学说，我国的生物学界才对拉马克的生物进化学说有所了解。

就在我国引进了米丘林学说这短短的十五年间，我国的生物学界引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那段时间里，我国的育种家们，不仅应用了米丘林的“改变作物的生活条件、嫁接、杂交”和“人工选择”等方法，培育出了无数个优良的作物品种，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而且，还通过方宗熙、朱洗和张作人等老一代生物学家的大力宣传，使部分生物学者，知道了拉马克的名字，并对拉马克在创立生物进化学说时，所受到的迫害和进行的坚强不屈的斗争有所了解。

1965年，随着前苏联李森科的垮台，新达尔文主义的思潮再次主宰了我国生物学界的舞台，不仅米丘林的名字在各类生物教科书中消失了，而且，连拉马克也受到了批判。我国生物学界的官方舆论认为，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是错误的理论，拉马克则成为反面人物出现在中学生物教科书中。

这种颠倒黑白的局面，不仅模糊了大多数生物学者的认识，而且还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目前，我国成千上万个育种家们，明明是应用获得性遗传理论和人工选择的原理，培育出无数优良的新品种，但是，他们在总结成果的时候，谁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工作是应用了获得性遗传理论和人工选择的原理，这简直是极大的讽刺。

纸是包不住火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生物学者通过各种历史资料了解了事实真相，在众多的铁证面前，我国2021—2022年出版的中学生物教科书中，终于承认了拉马克是生物进化学说的奠基人，也确认了拉马克在创立生物进化学说方面的重要贡献。

大家知道，育种工作是解决全世界粮食问题十分重要的措使，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正是育种工作的理论基础。然而，直到现在为止，我国生物学界的官方舆论，却仍然认为“获得性遗传理论”是错误的。我不知道我国生物学界的“权威”所认为的“育种工作”，应用的是什么理论？

还有，在目前的中学生物教科书中，仍然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列为生物进化的重要原因。其实，达尔文自己在《物种起源》中讲得非常清楚，“生活条件的变化才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因素，自然选择不过是在众多的变异个体中，选择出最能适应新的环境的个体而已。”可见，我国生物学界的“权威”们，至今还在不适当地宣扬“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中的重要意义，实质上是为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蒙上一块遮羞布而已。

因此，我认为，在我国的生物学界，有必要对“生物进化学说”进行重新审定，在审定的过程中，一定要根据当年拉马克和达尔文等撰写的原著，和历年来科学家发现的最新成果，切勿相信那些不负责任的“权威”的主观臆测和道听途说。对一些明显的错误和有争议的内容，也必须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把那些不符合真理的内容统统的删除干净。

（注1，关于“获得性遗传”的出处：据查，拉马克在自己撰写的著作中，从未提及“获得性遗传”的条款。不过，他在《动物哲学》第七章中，谈到“家养动物”的起源问题时，确实做过如下的表述：改变生物的生活条件，能使生物发生变异，如果这种促进生物发生变异的因素继续存在，则生物的这种变异就能逐代地遗传下去并不断地积累，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的类型。这大概就是后人称之为“获得性遗传理论”的来源。

注2，关于自然选择的提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坦率地表明，他是受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才提出这个理论的。事实上，在自然界里，各个生态系统受了各种自然条件的制抑，因此，繁殖过剩的现象并不存在。所谓“种内斗争”，也并非是“生存斗争”的主要形式，更不是食物不够所引起的。西方国家之所以竭力推崇“自然选择”，实际上是为“强权政治”找一个借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