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沛郁:感受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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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和谐
杨沛郁
母亲的拨鱼儿
——回忆我的母亲
2016年5月16日,母亲去世已经十年了。每当想起母亲的音容笑貌,想起母亲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为一个七口之家苦苦支撑,想起母亲勤劳辛苦的一生,自然想起了母亲做的拨鱼儿。
1960年,那是一个艰苦的年代,全国的城市乡村都经历着饥饿与贫穷。这一年的10月份,我们家做为下放户,落户到东北的通肯河畔的一个小乡村。背井离乡,带来的只是一些简单的行李和一些锅碗瓢盆,口袋里没有一粒粮食。那个年代,哪个村也没有余粮,因为在浮夸风的影响下,把所有的粮食都交了公粮。父亲把行李安顿好后,就向生产队长提出了吃饭问题。
当生产队长知道我们家一粒粮食也没带,很是感慨唏嘘,碍于是下放户的情面,叫我父亲到队里的仓库领了20斤小米,又叫一个年轻的社员到队部的平房顶上拿了一大捆干萝卜英子和干芥菜英子,是用秫秸捆着的,大大的一捆。队长很无奈的告诉父亲,这一点儿小米,他已经尽力了。并暗示父亲上面的返销粮不下来,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多长时间,全家七口人只能靠着这一点小米和干菜英子度日啦。父亲知道这已是很大恩惠了。因为村里的人家自从生产队的食堂关闭以后,两三个月以来,一直也没领过生产队的粮食。基本靠家里仅存的少许杂粮及土豆白菜、干菜充饥。
第二天,我和姐姐、哥哥就去村小上学了。这是一所乡村小学,当时东北的乡村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一所这样的学校。学校是一栋土坯墙,草房顶的房子。教室内窗明几净,桌椅板凳和城里学校比也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不像城市里的学校有一些教学辅助设备、实验室和体育器材。学校一至六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我上一年级,班级同学大致20余人。我是新生,又是下放户,同学们对我还算友好。这里的教师大致有七、八人,大多是公办教师,一、两个代课教师,开顶编代课工资。校长、主任是一个人,兼任全校的音乐和美术课。
学校一天六节课,上午四节课,中午休息30分钟,这30分钟是给师生的吃饭时间,但同学们都不带饭,事实上也没有什么饭好带。20几个八九岁的孩子都围在火炉旁,伸出一双小手烤火,望着火炉里哔哔啵啵燃烧着的玉米秸秆,眼巴巴地熬着时间,盼望着放学回家吃饭。30分钟时间并不长,可对一个只有8岁的小孩子来说,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因为饥肠辘辘,腹内空空,很是难以忍受。下午两节课也是在饥饿中熬过来的。放学回家,最渴望的是能吃上饭,所谓的饭,就是干菜粥——少许的干菜加上少许的米粒熬成的稀粥。
冬去春来,情况大有好转。我和哥哥去采毛毛狗,就是柳条上的柳絮穗子(柳树籽),柳絮穗子大约有一寸长,散散落落的,黄绿相间,把它采回家,母亲用开水焯了焯,拌上一点玉米面,加上一些盐、葱花,放在笼屉上蒸,美其名曰:“布落”。吃着有一点苦,但能充饥。过了几天,野菜下来了,有灰菜、扫帚菜、猪毛菜、苣荬菜等。这些菜采回去以后,母亲要细细加工,首先用开水焯一下,然后加上盐,团成菜团,把少许玉米面放在面板上,滚动菜团,让菜团沾满玉米面粉,再放到笼屉里去蒸。蒸熟以后,玉米面粉像蛋壳一样薄薄的一层,里面全是绿莹莹的野菜。吃一两顿还可以,天天吃,叫人难以下咽,吐出的苦水都是绿绿的。
最常吃的是苣荬菜粥,苣荬菜嫩嫩的、绿绿的,漫山遍野,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放学后,我和哥哥提着篮子,跑遍几块地,一人挖一大篮子。母亲把挖回去的苣荬菜用开水焯了后,放在锅里,加足够的水,放入一点小米,或锅开了以后,往锅里扬少许的玉米面。苣荬菜味道微苦,但很滑溜,比吃干菜口感好得多。粥是稀粥,我们几个孩子,这样的粥,一人能喝三四大碗,人人喝得肚子大大的,但用不了多少时间,撒几泡尿,又饿了。
1961年的5~6月份,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春天,生产队里给社员分了自留地。这时自留地里的菠菜、小白菜、西葫芦、土豆、豆角等菜蔬陆陆续续下来了,人们的日子才好过一些。
后来,虽然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但上个世纪60年代,农村农民家庭的粮食始终不够吃,一人一年的口粮是毛粮300余斤,去掉外壳糠麸也就有200斤。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家中就断炊啦。所以,很多人家,不管是干重体力活还是上学的中小学生,为了节约粮食,冬天都吃两顿饭。可我家例外,这个功劳要归功于母亲。母亲为了不影响我们几个孩子长身体。把一天两顿饭,变成了一天三顿饭。把一天“一干一稀”,变成了“一干两稀”。
具体做法是把玉米碴子用水泡个三两天,然后捞出来控干,用碾子磨成面。这种面润滑性、粘性都很好,并有些许淡淡的酸味。每天中午,母亲在锅里放一点椰子油,切一点儿酸菜叶,加上盐和一些作料,把和好的面按在事先自己做好的一块有圆窟窿的铁板上,便用手在面上一边推一边按,这样面就成条的从铁板上漏下,落在锅里时长度有三四厘米左右,当把铁板上的面完全按漏在锅里,锅也就开了上来,面香和酸菜香洋溢着整个房间。大人孩子们围坐在火炕上,热乎乎地享用着母亲给我们做的“饸饹”(真正的饸饹是用莜麦面或荞麦面做成的)。这也是我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候,吃完“饸饹”,爸爸去生产队劳动,我们几个孩子就去上学。记得当时我们所在的那个村子里的孩子,能吃上这种“饸饹”的也就是我和我的哥哥姐姐们。
我小学毕业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农民的日子刚刚好转,紧接着又折腾起来,什么引水上山,什么造梯田。根据上面的指示,竟然会将一块平平整整的土地造成梯田,在一块旱涝保收的黑土地上,修起了一条长长的大坝,叫做“羊城”,说是要引水上山。到头来黑土地是破坏了,几十年过去了,也没见过谁用它引水上山。学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初高中加在一起,我们那一届只读了三年书就毕业了。我作为下乡知青,参加了生产队劳动。
那时的农村劳动,一天劳动的时间可不止八个小时。夏天锄地的时候,早晨三点多钟,天刚刚亮就起床下地,劳动了两个小时后回家吃早饭。吃饭时间大致30—40分钟,饭后继续到地里劳动。中午10点30分回家吃午饭,下午1点钟下地干活。中间休息两次,每次大约10—20分钟,一直到七、八点钟太阳落山了,才拖着疲倦的身体收工回家。
有一天下午,阳光毒辣辣的,蓝蓝的天,连一片云彩也没有。我们在离村不远的一块地里除草,四点多钟的时候休息,肚子实在是有一点儿饿,我就跑回了家。进家一看,厨房里并没有剩饭,我当时很是失望。此时,母亲正在煮大碴子粥,刚刚烧开锅。母亲见我回来,自然知道我是想吃一点儿东西。
母亲看见我饥渴的样子,没有多想,便拿起一个小盆,麻利地走向仓房。等她回到厨房的时候,我看见了小盆里有一碗面粉。农村以粗粮为主,只有逢年过节人们才能吃上几顿白面饺子或一两顿白面馒头。可母亲竟然拿了整整一碗白面回来,看见我诧异的样子,母亲亲切地说:“我给你做拨鱼儿吃。”
听了母亲的话,在闷热的厨房里,我的心甜得不得了,想起小时候母亲曾经做过的拨鱼儿,心中充满了期待。
母亲用凉水冲进面粉里,用筷子轻轻搅拌,瞬间水和面粉就融合在一起,经过反复揉捏,一个白白的小面团就形成了。面团和得很硬,母亲用力将面团在盆里压扁。
接着母亲再次在煮大碴子的锅底下加火,玉米秸秆便呼呼地燃烧了起来,劲爆的火舌舔着锅底,刚落开的大碴子锅又开了起来。因为是刚刚煮上,大碴子锅里的水还是清清的。这时母亲洗了洗手,把盆里的面饼拿出来托在左手,右手拿起菜刀,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只见母亲右手轻颤,一片片长条形的面片儿,像一条条小鱼儿,潇潇洒洒地游进了大碴子锅的水里。
锅里的水热闹地翻腾起来,经过两三分钟,一条条“游鱼儿”便漂浮起来,在它们翻腾之际,母亲熟练地用白铝饭勺把它们盛在了一个大碗里,一阵面香味顷刻间溢了出来。接着母亲在碗里扬上了几片绿色的葱叶,浇上了几滴酱油,不等母亲把碗递到我的手里,我就已经迫不及待了,口水已经淌了出来。
阳光从老榆树上洒下,落在母亲沾满汗珠的脸上,满满地洋溢出母爱的伟大。拨鱼儿静静地卧在碗里,白白的拨鱼儿、绿色的葱叶和酱油搅拌在一起,白、绿、红相间,融成一大片亮色。那碗拨鱼儿,那些清香,四五十年过去了,依然难忘。文革后期,我们来到了林区,由于多年在外奔波,与母亲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尽管后来把母亲接来同住,不管吃什么,总也找不到那种满怀期待的感受了。
想念您,我的母亲!十年生死,阴阳两隔。但母亲的那一碗拨鱼儿,依然让我清楚地记得,记着在那艰苦的年代里,弥漫到心底的一缕幸福和深沉的母爱。(2016.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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