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首次召开城镇化工作会议，关键词是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突出中西部发展，解决城镇化资金渠道单一的问题，同时必须优化布局和形态，守住住土地红线，城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

城镇化的目的是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民收入。2012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7%，高于全年7.8%的GDP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但是城乡居民收入仍差3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3年《经济蓝皮书春季号》指出，中国农村的人均工资收入很可能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收入，而成为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收入增幅保持在7.5%以上，并有可能跃上9000元台阶。

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包含四大部分：售卖农产品的收入、打工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2012年农民工总量增长了3.9%，农民工月收入比上年增长超过10%，使得2012年农村居民打工收入增量最大。

  此外，售卖农产品量价齐升，使得农村居民售卖农产品的收入也有所增加；再加上2013年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力度，如提高医保标准、全覆盖低保等，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增幅高达21.9%。

  今年农民收入是不是能够保持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势头，主要是在于全年农业生产能不能持续稳步增长、农副产品价格能不能在兼顾城市消费者和农民利益的同时有一个稳步的提高。

 农民“收入倍增”进程艰难而曲折，绝非易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主要渠道是工资性收入，但是农产品的售卖收入，也是不可忽视的渠道。农民收入至少应与城镇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并力争超过。应不断理顺、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让农民种粮务农获得真正“合理”利润。
 
 坊间对官方统计的基尼系数颇有微词，普遍感觉基尼系数被低估了，可见缩短城乡剪刀差绝非一日之功，从农民收入以及城镇化农民住房的窘境可见一斑。一句“合理”历尽数十年，几多艰辛和酸楚，实属惨淡经营。

 尽管粮食连年丰收，生产流通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粮食生产流通基础很脆弱，粮食市场一放就乱，一调就紧，抬价抢购，低价竞销时有发生，中间流通环节过多、过乱，物流成本过大，农民不是最终最大受益者。
 
 粮食丰收，农民不增收，粮食市场价格反而不稳定，究其原因：农业比较效益太低，农民种粮积极性大为受挫；粮食生产和流通结构发生质的改变，南北重心转移，主产区大多变成主销区，调出省份变成调入省份，粮食宏观调控乏力；粮食进口已不是原先意义上的品种调剂了，除小麦外，大豆、粳米、玉米都需要进口补充。

 粮食市场及价格变动无序，忽高忽低，甚至背离价值；制约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刚性因素愈来愈多，耕地、气候、成本、补贴、政策、市场、进出口等等。不少地方停留在“口号农业”、“咋呼农业”，地方政府单纯强调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基层抓粮务农保粮安的积极性基本没有了。
 
 有资料显示，尽管国家一再提高小麦、稻谷、玉米最低收购价水平，2011年左右的小麦、玉米、稻谷平均最低收购价仅是14年前价格水平的90%，1997年国内小麦、稻谷的价格就已经达到了2000元/吨的水平。而十几年以来，生产资料价格、物价水平、人工工资均出现大幅度增长，唯独粮价“温文尔雅”，某些年份或时期还下行。
 
 一直以来，农民卖粮的价格和市场价格中间有个差，这是中间商的利润，有人戏称中间盘剥。2004年粮食“三放开”以后，多种市场主体蜂拥而入，粮食收购市场热闹非凡，原先国有粮食购销网络打破，阵地萎缩，个体粮食商贩和经纪人直接到田间地头不等农民晾晒整理，就以较低价格收走小麦、玉米，这就是农民得到的终极价格，比市场价低5——1毛钱。

  以益海为代表的外资粮企意图打造全产业链，控制粮价。再加上几家央企意在大量收储，控制市场，近年来粮食价格不能准确反映价值，价格的反季节不规则性和小麦、玉米价格的倒挂，整个粮食市场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左右下，呈不规律、不规则波动，几家欢喜几家愁，农民始终处于下风。
 
 据统计，农民出售农产品价格，仅为最终销售价格的30%左右。也就是说中间环节拿走了农民收入的七成。增产不增收的问题相当突出。粮食生产组织化、规模化、产业化程度低，流通环节中梗阻太多，二次增值结算根本不能惠及农民，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游离中间，提价幅度考虑城镇居民过多，对种粮农民无关痛痒。
 
 探索最低收购价形成机制，小步快跑提高粮食价格。面对市场粮价形成的复杂性，政府引导和市场配置的双重性，以及国际国内市场的两个作用，国家应较大幅度提高最低收购价时，否则幅度太小，步伐太慢，不能弥补生产成本。

 最后要说的是，实行合理划分和有效利用国土空间，推进国土主体功能区战略，提高城镇建设土地集约化程度，宜粮则粮，宜农则农，中央和地方实行对粮食主产功能区保护和补偿政策措施，谁吃粮、谁拿钱，谁调粮，谁补贴，让农民能种粮、会种粮、好种粮、种好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