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栖

半年前，我曾经在《杂文月刊》上发表了《大师的坦诚》，此文可谓是其姊妹篇。如果说，前者是褒扬大师的自我外在的真挚，那么，本文乃是赞誉大师的自我内在的省悟，两者当属其高风亮节。

大凡心智正常者，都有七情六欲，也都有认知的“短板”，再优秀的人，都是犯过错误的过来人；一个人往往因为犯有错误并认识之，摒弃之，便会变得更优秀。因此，每一个错误都可以视作自我改进的良机。当然，这得有一个前提：你先得自责，因为它是知道如何弥补过程的逻辑前提。替梁启超做肾手术的协和医院著名外科教授刘博士，因为他进入手术室时，值班护士已用碘在梁身上标好了手术部位，而刘没有再看一下挂在旁边的X光片，其实部位左右标错了，由此铸成大错。梁启超这份病史档案秘不外泄，本人也没有状告院方，要求赔偿，甚至著文为协和医院开脱，但刘一如梦魇，无法摆脱内心深深的自责。在没有任何追究的情形下，1928年11月，刘辞去了协和医院外科医生的职务，勇于反躬自省，以毅然辞离手术台来进行自我良心的“救赎”。

西谚云：“人生处于巅峰时，自责之心是沉睡着的；处于低谷时，它立即醒来了。”在我看来，大师的自责是难以区分其处于人生“巅峰”还是“低谷”。因为自责是一种自我反省的形式，当一位大师做出某一不妥之事而受到社会的谴责时，他会在良知的驱使下接受责备并及时向他人道歉。自责是对自我内在心理的一种清理、纠弊，以求得自我心灵的解脱，也会使人真诚相待。1632年，意大利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因出版《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宇宙体系的对话》，而被罗马宗教裁判所传讯、羁押。在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后，他向当局妥协，从而保住了性命。1633-1642年，伽利略在软禁期间，完成了关于力学与落体定律的《对话录》。学生安德雷亚问：“当年您为什么要悔罪？”伽利略坦承：“因为我害怕皮肉之苦。”并毫不掩饰地自责：“有数年之久，我和当局一样强大。但我却把我的知识拱手交给了当权者，听任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决定用或不用或滥用。我背叛了我的职业。一个人做出我做过的这种事情，是不能见容于科学家行列的。”一个矛盾的伽利略，一个实诚的伽利略！愧疚使得伽利略重新审视自己的错误，增添了说真话的勇气，由此唤醒其内心深埋的良知。

世上无“完人”，即使学富五车者，也存有认知的局限和思维的障碍。在学问的海洋中，每人只取“一瓢饮”而已。大师的可贵之处在于：由缺点或错误而引发内疚感，以自责的方式调节自己的心理平衡，保持自知之明，提高修养水平。南宋·洪迈《容斋随笔》“注书难”一节记载了王安石自责的事例。《诗经》中有“八月剥枣”一语，毛公本注：“剥，击也”；陆德明注：“剥，音普卜反”。而王安石所作的《诗新经》则对这些说法弃之不用，另有解释：“剥者，剥其皮而进之，所以养老也。”后有一天，他随友人郊外散步，路过一户农家，见男主人不在家，问：“翁安在？”家人答：“去扑枣。”王安石这才知道此前自己搞错了。于是，他上奏朝廷，请求删去自己所解释的那十三个字，之后刊行的《临川先生文集》中没有这句话。

在某些错误或失败的事情发生后，大师出于内心的愧疚、懊恼、伤感情绪的反应，自责反映了其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责任感。这里不妨列举荷兰莱顿大学物理学教授昂尼斯的自责。1900年秋，爱因斯坦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在某些正统的教授心目中，他是一个不安分的“异端”，故未留校。翌年初，爱因斯坦在向德国莱比锡大学的维纳教授与奥斯特瓦尔德教授写信谋求助教未果的情况下，于4月12日，致函昂尼斯：“尊敬的教授先生：我听一位朋友说，您那儿有一个助教的位置还空着，恕我冒昧谋求这个职位”。希望还是落空，他无奈在伯尔尼专利局当了小职员。1905年，26岁的爱因斯坦石破天惊地发表了5篇震动世界物理学领域的论文，其中就有建立了狭义相对论（1916年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广义相对论），从而改写了人类科学史。1911年秋，第一届索尔雅物理学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爱因斯坦与昂尼斯邂逅。这一年刚发现物体超导现象而引发世界物理学界关注的昂尼斯向爱因斯坦表示了深重的自责：“现在应该由我来给你当助教了！你十年前寄来的那张明信片我还保留着，将来把它送到博物馆去，让后人看看我这个老头子有多么糊涂。”可见 自责不是丑恶的延伸，而是一个人精神的新生；不是个人品质的下降，而是心灵的飞升；不是耻辱，而是自尊的路经，因为它是直面错误和失败后的一次“华丽转身”。

当然，大师们自责时，总是努力寻找原因及其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无休止地苛责和折磨自己。因此，它不会进入一种负向循环，让人难以脱身，越陷越深，无端地消耗内在积极向上的动力，甚或产生抑郁心理，常常是少了一份自卑，多了一份自尊，少了一份自损，多了一份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