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 栖

文字学界几乎形成共识：16世纪，意大利文献学家马努蒂乌斯借鉴希腊文人如阿里斯托芬所使用的墨点记号，提出了一套正规的标点符号系统。虽说考古学证实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某些标点符号，但因为没有统一标准，且古代文史一般也不加标点符号，始于汉代的句读和宋代的圈点经常出现歧义，造成文句的误解。我国清末以降使用的标点符号，是在古代句读、圈点的基础上，再引进西方的某些标点符号，经过百余年的改良融合而成。它委实是我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要项。

标点符号由谁引入中国？史书上存在两说——

一说是斌椿（1804-1871）。同治五年（1866）初，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要回英国休假并结婚，行前建议清政府携带自己的秘书、63岁的旗人斌椿赴欧开开眼界。他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罗斯、德国、比利时等11国，历时4个月。一次偶然机会，他在翻译帮助下阅读英国报纸时，发现英语句子之间由某些符号隔开。翻译介绍说：这些符号叫做标点，是用来分隔句子，类似汉语中的句读，它还表示语气。斌椿极感兴趣，回国后将西方诸国游历成书《乘槎笔记》供朝廷参考。但这并未给清廷带来思想上的变化，唯一有冲击力和影响力的是第一次引入了西方的标点符号，使汉语书写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另一说是张德彝（1847-1918，字在初、俊峰）。他是清末同文馆的第一批英文班学生，同治七年（1868）2月，随前驻华公使蒲安臣率领的中国使团出访欧美，任通事（翻译）。他在回国写下的《欧美环游记》（又名《再述奇》）中专门有一段介绍西方的标点符号：“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 ’；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张德彝论述时多有质疑甚或反对的口吻，却“无心插柳”般地推动了我国语言文字学的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学者卢戆章（1854-1928，字雪樵）首创汉语拼音而被誉为“语文现代化的先驱”。他苦心孤诣十几年，于光绪十八年（1892）写成并出版的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创制了具有民族色彩的切音符号，其中的句、问、注释、骇声、引书这五种符号分别对应我们现在的句号、问号、括号、感叹号和引号。虽说卢戆章所发明的新式标点符号没有西方的那么完备，但其内涵和功能是与之相契的，都彰显出语言文字学界现代化的足迹。

    倘说反对标点符号，晚清小说大王吴趼人是个对立派。他在《中国侦探案》一书的弁言中说：“吾尝言，吾国文字，实可以豪于五洲万国，以吾国之文字大备，为他国所不及也。彼外人文词中间用符号者，其文词不备之故也。如疑问之词，吾国用有‘欤’‘耶’‘哉’‘乎’等字，一施于词句之间，读者自了然于心目，文字之高深者，且可置于而勿用。今之士夫译本者，必舍我国本有之文词而不用，故作为一‘？’以代之。”“又如赞叹之词，须靡曼其声者，如‘呜呼’‘臆’‘嘻’‘善夫’‘悲夫’之类，读者皆得一见而知之，即施之于一词句之间者，亦自有其神理之可见，而译者亦必舍而勿用，遂乃使‘！’‘！！’‘！！！’等不可解之怪物，纵横满纸，甚至于非译本之中，亦假用之，以为不若是，不足以见其长也者。吾怒吾目视之，而眦为之裂；吾切吾齿恨之，而牙为之磨；吾抚吾剑而斫之，而不及其头颅；吾拔吾矢而射之，而不及其嗓咽；吾欲不视此辈，而吾目不肯盲；吾欲不听此辈，而吾耳不肯聋；吾欲不遇此辈，而吾之灵魂不肯死。吾奈之何，吾奈之何！”这段文字，把吴趼人对标点符号的引进及使用既深恶痛绝而又无可奈何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光绪三十年（1904），翻译家严复的《英文汉诂》可谓是我国最早应用西方标点符号于汉语的著述。新文化运动的勃然兴起，力助标点符号的推广。1919年4月，以胡适为首的六教授联名发文，称：“现在的报纸、书籍，无论什么样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讲文法的区别，连鉴赏的意思都没有了。”于是，在清末学者创制的标点基础上，参考各国通用的标点符号，他们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11月底又作了修改。当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即是用白话和新式标点符号写作的第一部“新书”。翌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规定了12种标点符号及其用法，我国第一套法定的适合汉语文字需要的新式标点符号从此诞生。旋即，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使用标点符号的古典书籍《水浒传》（由汪原放标点），胡适为此撰写的《<</span>水浒传>考证》称：“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