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 栖

“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谭其骧、顾颉刚《禹贡》发刊词）近代西学东渐之始，地缘视野对中国具有非凡的意义，它对清代“天下”之中观念的消除和融入“世界”的自我文化的重新定位，无疑裹挟着深刻的政治理念甚至价值观。

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广大的时代，除了元代就是清代（道光三十年【1850】，清朝的版图达到了极致）。因为都是非华夏文化的族群入主中国，故取得政治控制权后不断扩张。明朝后期，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万历三十年（1602），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所展示的五大洲四大洋令多数士大夫目为海外奇谈。直到十八世纪初，西方早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欧洲列强已在海上称霸并已觊觎东方作为下一个目标时，清朝顺治年间参与编纂《明史》的史官还是如此断言：“《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顺便一提，《明史》中列举的欧洲国家也只有四个：佛郎机、吕宋、和兰和意大利。）

虽说康熙帝时代在传教士协助下开始测绘、乾隆帝时代加以完善了清朝地理全图《皇舆全览图》，但清廷并不注重土地边界的清晰，更没有“世界”的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朝”对外体制，似乎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经营四隅，还反于枢”（《淮南子》），把“四隅”（“四夷”“四裔”）定下来，“经营”好，大清的“中心”就自然凸显了。尤其是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藩属”概念的内涵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周边或海外的某些“朝贡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和“夷”的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世界的对称。据北大中古史中心研究历史地理的教授李孝聪介绍，清代的中国地图，藩属国诸如朝鲜、苏禄、越南、缅甸等，就只画了一个方块，中间写上国名，体现其“存在”的象征性。这种地理布局，蕴含着以所谓“朝贡体系”为基本框架的的“天下”观念。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带来的诸多礼物中有一个大大的地球仪，但乾隆帝并不青眼。在“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么一个庞大的知识建构之中，竟然找不到地缘政治可以搁置的位置。1868年3月29日《纽约时报》载文提及清朝“官方通常的矩形地图”：“中国即‘中央王国’占据着适于住人的世界的绝大部分。这种地图上全然没有南半球，没有西半球，其他国家仅仅在围绕中国的冰海的边缘。”更有甚者，纪晓岚等校订《四夷考》时竟然认为：“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五洲之说，语涉诞诳”；直至这位饱学夫子在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仍怀疑利玛窦等人介绍五洲四洋的真实性：“似不免多所夸饰”；对清初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编写《坤舆图说》提到古代的“世界七大奇迹”，则认为是南氏来华之后，“得见中国古书”，抄袭《神异经》中所收录的传说。

“世界”一词在中文里早已存在，很多时候是出自佛教术语的引申，它由原为世道、社会乃至某一思维境界的同义语转向人类各族群、各社会、各国家的组合词，对清代中国人而言，它无疑是一个全新概念。由于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是独立发展的，所以不具有相关性。近代以前，中国的兴衰基本上与外界无关，而西方的治乱也不受中国的影响。清代朝野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认为天下只有中国值得称羡。“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郑观应集·上卷》）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向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提供情报称：“清廷百事泥旧，毫无进步倾向；惟知傲慢自尊，不顾世界大势。”（武堉干《鸦片战争史》）道光帝是通过奏折和谕旨来处理国事，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对英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军事实力等茫然无知，甚至压根儿就不知晓英国所处的地理位置。1842年5月，台湾守军击败进犯英军获俘百人，他便指示福建总兵达洪阿审讯时弄清：“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筹办夷务始末》）当年《澳门月报》刊发《论中国》专辑，有评论说：“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真可谓：“为问海夷何自航？”“茫茫昧昧竟安在？”（魏源组诗《都中吟》）

    在地理意义的层面上，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接受了外在的新“世界”，基于他们继承着“天下”背后隐伏的夷夏之辨思想，其认知中的“世界”有着很强的文化意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除了出版汪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1841年）、肖会裕的《英吉利记》（1842年）、梁廷枏的《海国四说》（1846年）等，影响较为深远的是1842年出版的魏源《海国图志》和1848年初刻的徐继畬《瀛寰志略》。梁启超在回顾中国近三百年思想史时，曾特别推崇这两本书，认为：“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

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等主管或处理涉外事务的官员开始认识到了解外国状况的重要性。他在广东发现了《海录》一书（梅州人谢清高因海上落难意外成为一名四处漂泊的水手，1820年，他临终前，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口述给朋友、举人杨炳南。杨整理出版了内容简约的《海录》），旋即向道光帝报告：“当查《海录》一书，系嘉庆二十五年（1820）在粤刊刻，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其英吉利（英国）条云：‘周围数千里，人民稀少，虽娼妓奸生子，必长育之，无敢残害’等语……”如此简略又失实的著作，林则徐却作出“颇为精审”的评价，足见其聊胜于无的无奈。与此同时，他在广州组织人员编译了英国人慕瑞于1836年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命名为《四洲志》，言简意赅地叙述了亚美非欧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状况，成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自然地理、社会历史状况的译著。林则徐此举却受到了从上到下的责难，当时大多数朝臣认为林则徐破坏了中国的文化，让夷狄的东西影响了中国。1841年，魏源受林则徐委托，将《四洲志》译稿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编为《海国图志》，1842年成书50卷出版，十年后增补为100卷。该书第二部分介绍了亚洲、澳大利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各国，认为英国最为强盛。应该指出，《海国图志》的地缘视野焦点已非中原，而在海疆——从西北边疆转向东南沿海，形成了以经营海国为目标的新天下观，这一新的地缘政治的理念，委实带来了人们看世界的新视角。魏源提出的“海国”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即：中国之外皆为海国，将天下分为中国和海国，天朝为中国，四夷居海国，故《海国图志》里不记中国，以示天朝不与四夷为伍。

再来说说《瀛寰志略》。时任福建巡抚徐继畲在负责办理通商事务中，结识“西土淹博之士”雅裨理（美国传教士），“暇日引与晤谈”，并获“海图册子”，“四海地形，得其大致”，后又“参以陈资齋《海国见闻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王柳谷《海岛逸志》、泰西人《高厚蒙求》诸书”，写成了《瀛寰志略》。“中国之外有大九州，有大瀛海环之。”《瀛寰志略》的书名得自战国阴阳家邹衍。该书以20万字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地球上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及其历史、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状况，构造出一个大异于传统“天下”的世界图景。1850年7月，美国公理会刊物《传教先驱》在显著版位刊出发自福州的传教士弼莱门的文章《一部新的中文地理书》，介绍《瀛寰志略》，并加按语：“中国人在学习地理学！而且不仅是地理，还包括其他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表彰这位清朝巡抚“赋有足够的睿智和足够的独立精神”。反观清廷，绝大多数朝臣将信将疑，甚或指责徐继畲“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因它介绍西方的地理知识“夸张外夷”而被列为“罪案”。（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而梁启超在《三十自述》称：途经上海，“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成为这位舆论巨子年轻时代观察近代世界的一个崭新窗口。应该说，林、魏、徐这些“开眼看世界”者是从地理学开始去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的，寄寓着经世匡时的苦心，并标示着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启端。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的签订并没有使清朝统治者从“天朝”的迷梦中惊醒，清廷依然按照“天朝体制”来处理“夷务”。如1845年，俄国因清政府赠送藏文《大藏经》，回赠一批珍贵图书和器物，其中包括地理仪器和22幅地图、13本地图册。理藩院接纳后束之高阁。十三年后，日后的中国首位驻外大使郭嵩焘来到北京任职，闻之大为感慨：“倘能译其书而为之备，必有以济海疆之用者矣！”（《郭嵩焘日记》）成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一个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教育机构，除算学、物理、化学、医学、天文、法律外，还专门设置了世界史地的课程。据《京师同文馆馆规》介绍，学生的学期为8年，其中第三年：讲各国地图、史略，翻译选编；第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戊戌变法的重要举措之一乃是建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它所开设的诸多新型学科中就有由西方引进的地理科目。——从“天下”到“世界”，清代的地缘视野经历了一个相对隔绝—被动回应—趋于合辙的漫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