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 栖

沈德潜（1673—1769），字碻士，号归愚，苏州府长洲县人。他是清代著名学者、诗人，又是乾隆年间的朝臣。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古诗源》等流传甚广。师从叶燮学诗，自谓深得其诗学大义，“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

沈德潜热衷功名却仕途不顺。康熙三十三年（1694），被录为长洲县庠生后，四十年间屡试落第。雍正十二年（1734）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又被朝廷斥贬。从22岁参加乡试起，总共参加科举考试17次。“真觉光阴如过客，可堪四十竟无闻，中宵孤馆听残雨，远道佳人合暮云。”凄清悲催之意和不甘落寞之情溢于言表。

到了乾隆年间，沈德潜时来运转。他于乾隆四年（1739）成进士，年已67岁，从此跻身官宦，备受乾隆帝荣宠。七年（1742），授翰林院编修，次年，擢左中允；十一年（1746）为内阁学士，从二品；十二年（1747），命在上书房行走，迁礼部侍郎，次年，充会试副考官；十四年（1749），乞归，命以原品致仕；二十二年（1757），加礼部尚书衔，并为其父母诰命，给三代封典；三十年（1765），封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十七年（1752），沈德潜八十大寿，乾隆帝赐匾额：“鹤性松身”；三十四年（1769），97岁的沈德潜病逝，乾隆帝还撰写挽诗以悼念。

乾隆一朝，文学侍从之臣甚夥，《清朝野史大观》云：“诗人遭际以沈归愚为最隆”，“赐序私集，俯和原韵，称老名士、老诗翁、江浙大老，渥眷殊恩”，由此他的仕途飞黄腾达。何以故？乾隆帝颇惜沈德潜的诗才，常召其讨论历代诗源，他博古通今，对答如流，乾隆帝大为赏识，堪为“天子词臣”。乾隆帝极为赏识沈德潜的诗才：“夫德潜之诗，远陶铸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启）、王（士祯）矣！”乾隆帝每有诗作，便命他和，多所激赏。时称“殿上君臣，诗中僚友”，同时代诗人袁枚更是一言点破两人亲密关系：“青鞋布袜金阶上，天子亲呼老秘书”。乾隆赐诗，有“我爱德潜德，淳风挹古初”之句，侍郎钱陈群在旁唱和：“帝爱德潜德，我羡归愚归”，为时传诵。乾隆帝还赐“御制诗”几十首，即使沈德潜归田后，乾隆帝和他还有诗文往来，赐其初刻《御制诗集》（由沈德潜校），且命和御制诗104章。

乾隆帝自称：“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孰料竟为谶语！他曾三次为沈德潜著作“赐序”，据《清史稿》本传记载：1、乾隆十四年，“进所著《归愚诗文钞》，上亲为制序”；2、乾隆十七年正月，“复进《西湖志纂》，上题三绝句代序”；3、“时德潜进所撰选刻《国朝诗别裁集》请御制序文。上以德潜选次未当，命儒臣重为精校去留，赐之序”。沈德潜受宠若惊，甚为感慨：“君恩稠叠，不知何以报称，窃自惧也。”乾隆帝与沈德潜之间出现裂痕，后者由荣而辱，始于那部关于清初诗学的著作《国朝诗别裁集》。

乾隆帝认定《国朝诗别裁集》存在三大问题：1、以钱谦益（牧斋）冠首；2、入选先朝已定“名教罪人”钱名世的诗作；3、乾隆叔父胤禧（慎郡王），“朕尚不忍名之”，而沈德潜作为本朝臣子却直书其名。尤其是第一条，乾隆帝认为，钱谦益是个有才无行的文人，其诗“真堪覆酒瓮”，“自在听之可也，选以冠本朝不可，在德潜则尤不可”。（《国朝诗别裁集·序》）在收缴销毁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的同时，乾隆帝谕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永德：“沈德潜向曾以钱谦益诗列《国朝诗别裁集》首，经朕于序文内申明大义，命其删去。但既谬加奖许，必于其诗多所珍惜。”这显然是暗示属下去抄沈德潜的家。但他又宽宥之：“若其家尚有钱谦益《初学》《有学》等集，未经呈缴者，即速遵旨缴出，与二人（另一为侍郎钱陈群）毫无干碍；断不必虞及前次收藏之非，亡生疑畏，岂朕成全两人至此，而委曲令其缴出，转从而加之罪责乎？”乾隆帝甚至认为，这是“下士依草附木者流，无达大义具巨眼人捉刀所为，德潜不及细检乎”而不予追究。沈德潜“体恤教诲”，感激不尽。（《沈德潜自订年谱》）

乾隆三十四年（1769）八月下谕高晋、永德，沈德潜即于九月七日病卒。总督高晋上奏称：沈德潜家并无未缴的钱谦益诗文集。乾隆帝转疑为悲，追封其为太子太师，入祀乡贤祠，谥文悫。

一波甫平，一波又起。乾隆对沈德潜选钱谦益诗冠“国朝”之首，而自辩无其人诗集，本身就持有怀疑。沈德潜去世九年后，《一柱楼编年诗》案发，推翻了乾隆帝以前的假设，一口咬定沈德潜“反清”，并获严谴，死后获罪。《一柱楼编年诗》作者徐述夔早已故去，事发于其孙徐食田因置地与东台监生蔡嘉树之弟纠缠，遂成讦讼。该诗集收有沈德潜替徐作传。起初，乾隆认为：沈德潜“为此等人作传赞扬，亦属非是”，但“念其已经身故，姑免深究”。蔡呈诉状中摘出诗集中“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判为“悖逆之词”。乾隆帝得知后，望文生义地斥责：“借朝夕之朝，代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显有欲兴明朝、去本朝之意”，继而勃然大怒：“系怀胜国，暗肆诋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一柱楼编年诗》案，除了徐述夔剖棺尸身被凌迟，抛撒郊野，其孙徐食田、徐食书等家属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而沈德潜呢，诚如御制《怀旧诗》所云：“昨秋徐案发，潜乃为传记。忘国庇逆臣，其罪实不细。用是追前恩，削夺从公议。彼岂魏征比，仆碑复何日。”因徐案，沈德潜遭罢祠、削封、仆碑。

乾隆四十三年（1778）上谕：“沈德潜所作传内，称《一柱楼编年诗》已付梓，并云品行文章皆可法。是沈德潜于徐述夔悖逆不法诗句，皆曾阅看，并不切齿痛恨，转为之记述流传，尚得谓有人心者乎？……伊自服官以来，不过旅进旅退，毫无建白，并未为国丝毫出力，众所共知。及乞休后，给尚书衔，晋赠太子太傅，并予在籍食俸，恩施至为优渥，沈德潜理宜饬躬安分，谨慎自持，乃竟敢视悖逆为泛常，为之揄扬颂美，实属昧良负恩；且伊为徐述夔作传，自系贪图润笔为嚢橐计，其卑污无耻，尤为玷辱缙绅，使其身尚在，虽不至与徐述夔同科，亦当重治其罪。”并以沈德潜“贪小利而谀大逆”为例，警示朝臣：“今伊业身故，不加深究，然竟置而不论，俾其身后仍得享受恩荣，则凡在籍朝绅，又将何所警惕乎！著照所请行，以昭炯戒。”（《御制诗四集》卷五十九）

真可谓：有清一代，文臣蒙恩最深、罹祸最奇者，莫如沈德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