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 栖

在近代以前的东亚文化圈之内，中国文化确实是最优秀的。然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的挑战，即：在直面列强的坚船利炮同时，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浸淫，大量的新名词汇纷至沓来。作为西方文化的载体，新词开始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中国人的语言系统，并日渐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它打开了一扇观察和思考世界的窗口，启迪了人们对西方文明国家的认识。

当时流行一首打油诗，很能说明新词广泛运用的情形：“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其中“团体”“脑筋”“目的”“精神”“以太”“方针”这些词均为迥然有别于传统词汇的新词。

毋庸讳言，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是通过日本这个“窗口”来接触和了解西方文化的。客观地说，日本在开始明治维新时，曾经从中国引进了诸如铁路、选举、化学、细胞等新词。但很快就“师生易位”了。1866年，福泽谕吉出版10卷本的《西洋事情》，在介绍大量欧洲事物的同时，独具匠心地翻译引入了许多新词；1900年前后，大批的中国留学生赴日，一批又一批的新词被那些留学生带回中国，因此，从日本转译过来的西方书籍远甚于当年中国人直接翻译的西方著作。当年发行量颇大的《普通教育百科全书》（范迪吉编译）包罗万象，其中政治法律18类、自然科学28类、工商实业22类、宗教哲学6类等，使用的都是标准的日本术语，流布了不胜枚举的新词。之后，无论是林纾的小说翻译，还是“采用西法”搬上舞台的戏剧，抑或“完全直译之文体”的白话诗，每每都层出不穷地采用了新词。梁启超自云：原来写文章多是用中国的传统术语，从日本回国后就改用日本的新词了。这种以日本翻译过来的新词取代传统术语的现象极为普遍。如严复翻译的穆勒《逻辑学》，尽管他极为认真谨慎，“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他没有用“逻辑”这个新词，而是以中国传统的“名学”命之，书目为《穆勒名学》，后来人们从日本引进“逻辑”这个新词，旋即替代了“名学”。

         《穆勒名学》在译者严复

曾几何时，新词移植华土，不止是受人嘲笑（如上述的打油诗），更遭到强烈反对。如湖南有个保守派人士叫叶德辉，在维新运动时就痛斥新词：“异学之詖词（邪僻之言）、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抵力、张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诡僻，不得谓之词章。”新词运用多了就不能成为词章？这个指责是绝无说服力的！令人解颐的是，某些人一边反之，一边则不经意使用。如历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的端方，一次批阅学生“课卷”时写道：“谓其文有思想而乏组织，惜用新名词太多。”殊不知，“思想”“组织”也是新名词。由此传为笑谈！

当然，在新词引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些不和谐现象，如当年谭嗣同《金陵听说法》所批评：“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纲伦惨以咯斯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此人不是英译“哈斯德”“巴力门”，就是佛家语“法田”“性海”“庵摩罗果”，谁知他是在批判封建等级制，却陷入了“新名词迷信”的窠臼。新词引进时，重词名轻内涵的情形直至新文化运动时依然存在，如林纾1919年致蔡元培函称：“学不新，而唯词新”；翌年9月，胡适在北大开学演讲《普及与提高》中说：“新文化运动已成为新名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