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缪 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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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这一年，让我在厂里乃至公司出了回“风头”的，是参加全局系统“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知识竞赛。

那场知识竞赛是在局工会组织的，时间是11月13日，比赛不是个人参赛，而是局里的各公司、各厂家每个单位派出三人组队参赛。我和上家厂教育科副科长赵宝鹏、厂团委书记沈民和组队参赛。那天上午，我们仨来到现场，看到参赛的人约莫有200多人。拿到局工会干部葛兆庆（后任上海轻工业工会副主席）发下来的知识竞赛卷子，打开一看，有十几页，知识竞赛的内容大多是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中共十二大文件精神、文学常识、思想修养等等，有是非题、选择题、填空题、问答题和论述题等等。我闷头“刷刷刷”地答题，三个多小时的时间不觉过去了。

过了些日子，厂工会王老师传来“喜讯”，这次知识竞赛我们上家厂考得还不错，名列全局第六、公司第一。我个人的得分有400多分，是局里的第十二名、公司第一名，赵、沈两位的得分加起来也没超过我的得分。这下，我算是为厂里挣得了一点荣誉，也算是头一回站到了“C位”。工会给了表彰，发给我的奖品都是蛮实用的毛巾、香皂、脸盆和笔记本等等一堆；同时推荐我参加12月中旬举办的全市“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知识竞赛。厂里慷慨地批了我11天的“复习假”。

在这11天里，我一边静下心来复习，一边也放松方式。复习的内容嘛，无非是中国近现代史、科学社会主义、哲学等方面，涉及的范围颇大，我一时也理不出个头绪。反正是聊作一试。这11天我没怎么拼，过得还是蛮惬意的。三天两头的总要出去逛一逛，看场电影、吃点好吃的。几天里，在黄浦剧场看了《苔丝姑娘》，在贵州影剧院看了《疯狂的贵族》。华师大的课嘛，当然也是一节都不会缺席的。

12月12日，我在市工人文化宫附近的云南中路小学参加了全市的知识竞赛初赛，内容范围和难度无疑大大超过局里的知识竞赛。我这个厂里的第一名，冲出去后就知道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了。初赛即终赛，我及我所在的参赛队首轮即出了局，后面的复赛、决赛没我们什么事了。

现在看来，要在那时候的读书活动知识竞赛中胜出，既要有宽广的知识面，又要掌握尽可能多的相关学科领域的知识点。一句话，知识面要广，知识点要扎实。这可不是光靠“短促突击”、光靠“背功”好就能达到的，需要持之以恒地学习，要长久保持学习的热情。

我那些年里在华东师大读的是中文专业，上过的课和正在上的课有现代汉语、写作、文艺概论、语言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史、古代汉语、英语、现代文学作品选等，还有三分之二的课程以及十几门选修课还没上呢。仅仅靠这些刚学过的中文学科的知识去参加读书知识竞赛，肯定是不行的。更多的知识面和知识点要靠自学、自我习得、自我积淀、反复记忆、不断巩固。这就要说起我在这一年的一段“奇葩”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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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上海的高考，考生较之于前几年有所减少，约有3万多。同时，还放宽了考生报考的年龄，报考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专业的考生，年龄放宽至26周岁。有一天，华师大上完课后，在公交车上，班长魏虎根和我说起这事，建议我也不妨一试，争取搭上“末班车”。虎根班长的话让我这个已经在华师大夜大学读了近两年的在读生有点心动。想想一边读书、一边苦逼地干活实在是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了。

于是，在5月16日这天，我悄悄地跑到位于天潼路上的闸北区高招办，花了5毛钱，给自己报了个名。自77年恢复高考后，在职人员参加高考是无需单位同意的，所以，这事我是悄悄地进行，谁也没告诉。不料，报名那天傍晚，招办的一位老师居然来到我家，大声叫唤着我的名字，要我出来拿体检通知。原来，我忘了拿体检通知了。这下，家里人都知道了。这时，离7月7日至9日的高考时间，只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

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手头没有复习大纲、备考资料的情况下，独自完成对高中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政治课程的“短促突击”，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期间，我还得每天上足八个钟头的班，还得每周两个半天、三个晚上去华师大上课和完成期末的课程考试。留给我的复习迎考时间只有晚上和厂休日。

复习迎考的那些日子，是我人生中难忘的、近似于“炼狱”般辛苦的日子。我下班或从华师大下课回家后，就把自己关在东德安里111号的那间9平米晒台屋里，抓紧分分秒秒地翻开从书店以及其他地方买来的复习资料，一页页地看，一句句地做着笔记，将一个个知识点或自以为的重点内容抄下来，然后死记硬背。除了语文、政治、历史我还算稍有点基础，地理于我，可以说是个“大白”，别说高中地理了，连初中地理课本我也从没有摸过，什么“等深线”“等高线”“等温线”“等压线”“等降水量线”“等太阳辐射量线”“等盐度线”以及“等压面”等等等等，光这些最基本也必须要掌握的概念就够我喝上一壶了。没办法，已经报了名，只好拼一回了。我把复习重点放在地理、历史上，语文、政治那就靠“吃老本”为主了，还有英语，我在华师大已经读了近两年，学得多少算多少。至于数学，那是我“短板中的短板”，只能放弃拉倒，随便了。

那年26岁的我，记性还是可以的。这样的“短促突击”硬是让我记住了高中历史、地理课程的不少概念和知识点，也知道了学地理必须要学会看地图，看得懂地图，差不多能拿到了一半分数。我下班后吃了晚饭就一头扎进复习资料，倦了，困了，就冷水洗一把脸再继续，有时候居然复习到半夜两点才睡下，睡了几个小时就不得不起床，昏头七冲地冲出门上班去了。

这样的拼命近似于自我摧残，以至于我的健康状况出了问题。有一天下午，我下班乘坐46路公交车，车行至共和新路中华新路时，我突然浑身虚脱、脸色苍白、浑身冒冷汗。旁边的乘客见状说，这个人大概有“美尼尔氏症”吧。我也顾不上辩白，随便他说啥了，赶紧在中华新路站提前下车，透透气，休息一下，才稍稍好了一些。我清楚，自己休息的时间太少了，还有营养没跟上。于是跑进一家食品店，买下一罐麦乳精、一袋乐口福，赶紧的，补补脑子、也补补身子。

82年7月7日、8日、9日，冒着35、36度的高温，我在闸北区共和中学参加了三天的高考。语文考得相对顺利些，作文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较容易下笔，不多不少正好写满800字。

大概三个星期后，获悉了考分，总分是327分。而那年上大社会学专业的录取分数线是360分，唉，少了33分啊！我的“全日制大学梦”再次破碎。到了1983年，上海高考考生报考的年龄再次放宽到28周岁，兄弟我没了“再战一回”的斗志，算了，还是安安分分地在华师大夜大学把那个“五年制中文本科”读下去吧。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苦逼地复习1个多月掌握的语政史地等诸门课程N多的知识点，未能助我实现“全日制大学梦”，却让我在当年11月举办的手工业局读书活动知识竞赛中得以胜出。总算没有白辛苦一场。

当年年底，我读过的上家厂技校补发了毕业证书，这可是有生以来获得的第一张毕业文凭。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和我的同龄人读过的小学、中学留下的遗憾可不是一点点儿，不仅没发个毕业证书，连一张毕业合影都没有留下啊！

我想，那张大学本科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证书，我还得读上三年才能拿到，那么，趁自己刚刚将高中诸门文科课程“短促突击”过，现在大多还记着；高考分虽不好看，但还是有四门课程过了及格线，可不要浪费了。正好当时上海有关部门开始举办职工高中课程毕业考试，分文科、理科，文科考试考的是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这四门，完美避开让我“瑟瑟发抖”的数学。那么，就趁我“突击”来的那些课程知识点尚未从我的大脑全部“退场清空”，不妨“挟高考之余热”，报名参加这个“职工高中毕业考试”吧。于是，我就去宁波路450弄3号那个报名点报了名，1983年1月，先后四次在西藏南路上的光明中学这个考场，考了这四门课。虽然四门课的分数不算高，但都过了及格线。相对而言， 这张“上海市职工高中毕业文凭”我拿得相当轻松。据说，当年的职工高中毕业学历文凭考试的淘汰率很高，只有不到20%的考生过了。虽然，这张高中文凭对我没什么实际作用，但也是我此生拿到的第二张文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