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缪 迅

40年前，也就是1982年，上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读书热潮，这场以“振兴中华”为主题的职工读书活动，由上海市总工会等单位发起，迅即在全市各企事业单位蓬勃兴起。

那一年，是我在上海家具厂上班的第八年（不包括中学毕业后就读上家厂技校的那两年），同时是在职攻读华东师大五年制中文本科专业的第三年。可以说，我是这场读书活动的见证人、在场人和受益人。这场读书活动的宏大叙事就不用我赘言了，我把“切口”弄小一点儿，就说说我个人参与读书活动的那些事儿以及所见所闻与所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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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那个“十年时期”，太多的青少年非常可惜且难以挽回地失去了最佳的读书、求知、成才的“黄金时间”。待到1976年金秋，全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十月里响春雷，亿万人民举金杯”的开心一刻。然后，高兴了没几天，很多年轻人仿佛大梦初醒，突然明白过来，过去的十年里，自己过得实在太莫名其妙了，该上的学没得上，该读的很多好书也没有读过，顶着一个“中学生”的帽子，其实却只有小学生的底子。

1977年10月，恢复了中断十年之久的高考。那年全国有700多万年轻人报考，然而只有区区27万多考生被录取，也即只有4%的考生成了改变命运的幸运者，绝大多数考生只能是体验了一把高考的感觉。之后，到了恢复高考20年、30年、40年这三个时间节点，各种媒体总要以此作为一场重头戏。电影界也拍摄了《高考1977》等影片来纪念这场极不寻常的高考。在报刊上发表回忆文章、在镜头前接受采访侃侃而谈的，都是77高考的胜出者。就没有一家媒体会去关注或采访一下当年那场高考的失利者，他们可是绝大多数呵。正所谓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写的。纪念1977年那场高考也不例外啊。

1982那一年的春天，知青作家叶辛的小说《蹉跎岁月》轰动申城，多少从十年里走过来的年轻人读着小说《蹉跎岁月》或看着根据这部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剧，心头涌起了千重浪！这十年的岁月啊，咱们大家伙可不都被蹉跎了吗？要想不再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必须给自己“加加油、充充电”了。

其实，职工们的读书活动并非从1982年才开始的。即使在那个“十年时期”，上海企事业单位的很多年轻人也没有放弃读书求知。那个时期里“有组织、有策划的职工读书活动”似乎是没有的。青年们读的书大多是马列经典著作、鲁迅作品以及那个特定的年代里的不少图书报刊等，不经意间涌现出一大批“读书积极分子”。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因为那个“双批”和“评水浒”运动，当时的年轻人读了不少孔孟文章和《水浒传》等古典作品。1975年，四大名著重新出版，其目的并非是学习传承传统文化经典，而是出于“评法批儒”“批判投降主义”的需要，是作为“反面教材”来读的。不过，能多少接触到很多“佶屈聱牙”不好懂的孔孟文章以及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名著，也是歪打正着地大面积提升了很多年轻人的文言文阅读能力以及古典文学素养。

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上海人就自发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读书热潮。为了买到一本好书，许多人会在半夜去书店排队。位于南京西路黄陂北路口的上海图书馆，每天清早都集合起一大群等着开门的年轻人，等开放时间一到，就百米冲刺一般地向着图书馆这个“知识宝库”奔去。

我上班的上海家具厂，职工人数达1500多名，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家具厂，也是上海市手工业局系统里唯二的党委厂，还有一家党委厂是同样千人以上规模的江湾机械厂。早在那个“十年时期”，厂里就有不少职工尤其是团员青年自发地组成读书小组，业余时间孜孜不倦地阅读政治、历史、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书籍，彼此交流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读书，就这样成了那时候年轻人的一种时髦。

  1982年开始的这场“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是以读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三史”为主要内容的，主要目的是给年轻人补一补严重欠缺的这方面知识素养。用现在的话来说，则可概括为读书明史、读书明理、读书明志。

据相关记载，“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一启动，就得到职工们尤其是青工们的积极响应。当年即有20万职工踊跃参加，建立读书小组1.1万多个，读书活动就这样成为了一项以青年工人为主体的群众性学习求知和自我教育活动。这场读书活动自始至终都是有组织、有步骤地逐渐推进和深入的。市总工会以及各企事业单位的工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本人自1975年12月从上海家具厂技校毕业在本厂配料车间锯木班组工作。这个锯木班组的活儿在全厂是最吃重的，经常是早班连中班、中班连夜班地连轴转。本人当时年方二十，身体虽不算强壮，也是能吃苦耐劳的，拿着每月40斤的重体力劳动岗位定粮，很能吃饭，每顿都要吃四两米饭再加上一个馒头。主要原因嘛，还不是每天锯木头，不多吃点，“做生活”hold不住呵。

在这样相当艰苦的工作岗位上，本人总算还没忘了读书的“初心”，没把对“精神食粮”的吸收忘却。每天下了中班或大夜班后，回到家里，总要看上一两个小时的书才睡下。到了厂休日，睡个懒觉后，就去因老馆翻修，临时迁到天潼路福建北路口的玉茗楼书场的闸北区图书馆阅览室，泡上一个下午或整个晚上。看的图书、刊物或报纸并不怎么讲究，有啥看啥。有时候还会拿起放在杂志架上的《外国语》这本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学术刊物津津有味地读起来，大多内容也能看懂。当时没想到，过了若干年后也就是1987年，我也调到了这所大学工作直至退休。我也经常跑到天潼路四川北路口那家本市最大的报刊门市部，买一份新到的《上海文学》或《诗刊》等文学刊物先睹为快。

   位于南京西路黄陂北路口的上海图书馆离我家不太远，徒步半小时左右就到了。有时候，我会去上图“泡”上大半天。那时候的上图藏书可没有开架，读者须先抽出藏书卡片抽屉，根据图书的分类耐心地埋头检索，好不容易寻觅到要看的书，就赶紧将书名、书号抄下来交给借阅台的馆员，让他（她）们去书库找出来给你，彼此都挺麻烦的。

   记得1980年除夕那天，厂里提前半天放了假。回到家里，母亲和几个姐弟正在忙着年夜饭。平日里干不了啥家务活的我呆在家里有点扎眼，觉得此时此刻的自己真像个“多余的人”。于是识相的溜出家门，干脆到上图去“泡”上几个钟头，先饱餐一顿“精神食粮”，再回来吃这顿盼了一年的“年夜饭”。

   那个除夕的下午，我来到上图阅览室，从杂志架上取下新到的《收获》《花城》《十月》《上海文学》就随意浏览起来，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傍晚5点前回到家里，正好赶上这顿丰盛的年夜饭开吃。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那可是文学的黄金时代。 “爱好文学”成了很多小伙子向心仪的女孩子作自我介绍的“亮点”，我自然不例外，那时候我正在读的不就是中文专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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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年初，市总工会正在开展读书活动的主题征文活动，我想，不妨也参与一下吧。于是从厂工会图书馆借来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的《谈美书简——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是朱光潜先生晚年的心血之作，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是很适合我这样的年轻人读一读的美学入门书。在那个“十年时期”，人们“谈美色变”，不敢大胆地公开地追求美、发现美、欣赏美，而且也说不清道不明“何为真正的美”。 如今好了，不用再躲躲藏藏、羞羞答答地追求美或探究美的真谛了，包括本人在内的很多年轻人对美学产生了兴趣。

读了以后，我有点心得，写了一篇读后感《让美学走向青年——读朱光潜的<</span>谈美书简>》，放进信封，贴上4分邮票，寄给了征文活动的主办方。

过了一些日子后，收到回信，通知我得了三等奖，可在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方去领取奖品。这可是我头一回得到“市级奖励”呵，虽然只是个三等奖，也有点小激动。拿到的奖品是一只小拉链包、一本装帧不错的笔记本，也是蛮开心的了。

后来的若干年里，我参加了多种名目的读书或其他主题的征文活动、知识竞赛，获得的大多是三等奖，偶有二等奖，从未拿到过一等奖。拿到的奖品不外是笔记本、人造革公文包、袖珍版英文词典或小款的地球仪乃至肥皂盒、塑料脸盆等等。 说到底，俺的知识内存、写作能力或者说综合素养先天性的严重不足呵，也只能拿个“三等奖”了。

1982年，是这场读书活动的兴起之年。大半年时间里，我还未“深度参与”，只是被厂工会负责职工文化活动的王朱梅老师抓了几次差，写了几篇演讲稿。其中一篇以“昨天、今天、明天”为标题，谈谈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几点认识。稿子是我写的，但却是由综合车间的谢小英上台去演讲的。为什么呢？难道我只会写不会讲吗？我的普通话水平不够吗？还是我很胆怯，上不了台面。No,实在是本人未有机会在厂里登台发个言，王老师她不知道呵，以为我尚不具备演讲能力。算了，我也不说什么，就让谢小英去念吧。

其实，本人早在小学阶段，普通话就讲得可以的。三年级时还参加了学校的讲故事小组，在班里讲董存瑞的故事一口气讲了大半节课还停不下来。中学里就更不去说他了，本人主持过的各种名堂的大会、小会，少说也有几十回，还在大礼堂多次作过长达半个小时以上的“报告”。就在1982年，我还选修了华师大中文系的演讲课，授课老师是普通话语音大师朱川老师，她的嗓音甜美而纯正，是推广普通话的一员女将，经常要给电台的播音员们上上课、“正正音”。朱川老师的演讲课我都上过了，多少学到了些演讲学的ABC。你说，上家厂举办的演讲会，我还会怯场吗？

不过，我并不急着要上台作个演讲，以证明“阿拉也会讲讲的”。后来，我还是继续应王老师的要求，写了几篇演讲稿让别人上台去“慷慨激昂”一番。直到1984年春天的某一日，王老师给了我一个自己写、自己讲的机会，好吧，我就不谦虚了，跑到地下室里的厂工会俱乐部作了“首讲”。记得在这次演讲里，我用相当真挚的情感和还算得上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对“军嫂”朱成英（是我华师大同学老朱的妹妹）热情歌颂了一番。王老师总算晓得我“讲得也蛮好的”，后来就让我参加了公司组织的演讲比赛。其实呢，我也就能在厂里作个演讲，公司有几十家厂家，讲得“字正腔圆、声情并茂”的多了去了。到了那个更大的平台，我只能“泯然众人矣”，连个三等奖也没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