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 栖

“道出于二”一语出自王国维。这位清末著名学者高屋建瓴，言简意赅地说：“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这一论断彰显出我国近代巨变的是传统之“道”在西方新兴之“道”的冲击下，退缩为竞存的一隅之“道”，两者的相峙、对抗、消长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史。

中国自秦代始，沿袭的就是“道统”，“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道统似是永恒的。汉代确立“独尊儒家”后平添了“道统”的精神支柱。满族作为异族入主中原，沿袭其“道”，清政府信守的依然是“王者无外，天下一家”（以“朝贡体系”为基本框架）的观念。梁启超在19世纪末说：“以今日论之，中国与欧洲之文明，相去不啻霄壤”；张之洞更是认为“各国”自庚子后，“视中华为另一种讨人嫌之异物，不以同类相待”。

         王国维画像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碑，中世纪古老中国在列强坚船利炮逼迫下走入近代的第一步，朝野以不同视角和旨趣都在思考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然而，他们寻求经验教训或思想资源的指向不再是“向后看”，而是“向外看”。对西方的认知，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与之相配应的是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

回眸我国近代“道出于二”的历程，洋务派率先把目光转向了西方之“道”——仅止于器物层面，洋务运动提出的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学习西方之“道”相统一，这一时代内容无疑代表着近代中国的历史方向。就“中体西用”这一中西文化交冲汇融的特定形式的主观动机而言，洋务派未必有心打破传统之“道”，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地包含着逸出传统之“道”的趋向。维新派所展示的社会政治蓝图显然甚于洋务派，他们由“师夷技”走向“师夷智”，由“变器”走向“变法”，戊戌变法在“道出于二”的选择上，比洋务自强运动走得更远，康有为们向往的是从“大一统”变成“万国林立”的竞争局面。维新派把旨在“变政改制”的政治思潮推向政治运动，自是喋喋不休地讲“西艺”“西政”，但当西方之“道”溢出其心中设定的界线时便又露出了卫道士面目，“绝无干犯皇室尊严之心”，一语道破其以立宪挽救清朝危亡之初衷。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戊戌变法既否定又发展，不懈地以西方之“道”挑战清政府顽固秉持的传统之“道”，力图从根本上变革其政治方向、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辛亥鼎革后成立亚洲首创的共和制以取代帝制，彻底动摇了“道出于一”的根基。由此引发的变局，诚如学者杜亚泉当年所说：不止是“上下古今时势转移之枢纽”，更是“东西两洋文化交通之关键”。

自鸦片战争失败后，虽说清政府每每显示出“守道”的自信和“攘夷”的冲动，但直面西方之“道”，自信变成了虚骄，强硬变成了懵懂，镇静变成了自欺，屡战屡败的中国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它实际上已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边缘化。中西之“道”这两种秩序或体系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为“浑融中外之迹”（光绪谕旨）——融入那个“世界”，不能不对自身之“道”进行大幅度修改，这意味着清政府无奈地放弃了自己原有的“天下”秩序。20世纪伊始，晚清最后10年旨于“变法自强”的新政鲜明地打上了西方之“道”的印记，官制、教育、军事、法律诸多领域的改革以及奖励实业的举措明显地带有清王朝自我挽救的意味。虽说清政府以“舍此更无他策”表示其立意“变法”的决心，但诚如清政府在濒临灭亡之际颁布的《实行宪政谕》所言：“促进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导致或隐或现带有西方之“道”意涵的新政最终在近代中国夭折。

很显然，近代中国不断受到列强的威逼利诱，其“道出于一”日渐淡化而徘徊、挣扎于“道出于二”层面，中西向新旧转换，传统的“道”式微，（直至以“打倒孔家店”开启中国现代社会的大门），而西方之“道”盛行。20世纪的几次政权递嬗，几不曾影响这一基本的格局和走向，所变的只是向谁学、学什么、怎么学，以此探索着日臻梁启超当年所向往的“世界之中国”愿景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