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 栖

180年前，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兵败鸦片战争，与英国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深切缅怀尸谏殉国的王鼎。

王鼎，字定九，1768年生于陕西蒲城。清嘉庆元年（1796）进士，历任礼、工、吏、刑、户五部侍郎、军机大臣、直隶总督、东阁大学士。身为道光朝宰辅，他为官清廉，一身正气，在改革河务盐政、平反冤狱方面，实绩卓然，饮誉朝野。道光十七年二月初三（1837年3月8日），王鼎七十寿辰，道光帝亲书“靖共笃祐”匾相赐。

道光年间，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来自英国的鸦片大量倾销，荼毒国民，白银外溢。朝野存在着“严禁派”和“驰禁派”的对峙，起初，道光帝是力挺“严禁派”，派遣林则徐虎门销烟。而作为林则徐的老师，王鼎则以其在统治集团上层的特殊身份，予以鼎力相助。不日，英国政府挑起鸦片战争，企图以武力获取谈判席上所没有兑现的利益。道光帝在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琦善的蛊惑下，改弦易辙，倒向了“驰禁派”，并以林则徐为替罪羊，贬谪新疆。王鼎多次怒斥穆彰阿“妨贤”、琦善“误国”，屡屡劝说道光帝抗战，引起“上怒”。于是，于道光二十一年6月，命王鼎出署东河河道总督，解决黄河在开封决口的问题。

王鼎极为同情林则徐。为了使林则徐免于遣戍伊犁，以便日后释罪再起，王鼎又一次以重臣的身份上书保奏林则徐为河督，“襄办塞决”，协助其整治黄河。经过励精图治，治河工程以“财用之节，成功之速，前此未有”的实绩竣工。王鼎借此上书道光帝，保荐“林则徐襄办河工，深资得力”，且称“还朝必力荐之”。在投降派的捣鼓下，王鼎此举惜乎无果。

还在治河期间，鸦片战争已处于打打谈谈之际，等王鼎功成回朝，中方失败几成定局，对英和谈已接近尾声，签订《南京条约》在即。据陈康祺《郎潜纪闻》载：王鼎“侃侃力争，忤枢相穆彰阿”，上朝时，怒斥穆彰阿、琦善为当代秦桧、严嵩，并牵衣苦谏道光帝：“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道光帝甩袍下殿，拂袖而去。五内俱焚的王鼎即刻向道光帝写下遗书：“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置夹衣中，于1842年6月8日（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乙酉）闭门自尽于圆明园寓邸，享年74岁。王鼎的尸谏并没有改变清朝政府卖国投降的既定方针，81天后，即1842年8月29日签订了《南京条约》。

再说说王鼎尸谏殉国后的一些轶闻。穆彰阿即派其亲信、军机章京陈孚恩赶到王府，骗得遗书，并对王鼎之子王沆威胁利诱，称“代为改草遗疏”，随后，陈袖藏原疏缴穆彰阿邀功。道光帝轻信穆彰阿所言，只知王鼎是“暴病而亡”，遂下诏悯恤优抚，追赠太保，谥文恪，祀贤良祠。林则徐在戍途中惊悉噩耗，写下《哭故相王文恪公》诗两首，直抒心曲：“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漠风”；魏源则把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王鼎比作同样尸谏的直臣史鱼（春秋时卫国大夫）、屈复（清代“关西夫子”）。

值得庆幸的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王鼎纪念馆”在其故乡陕西蒲城成关镇落成，并矗立塑像。回眸这段屈辱史，人们绝不能忘却这位爱国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