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缪 迅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那几年，每年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总要提一提“物价稳定”这一句。这物价稳定确实是稳定的，然鹅，超长时期的物价稳定却未必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到了1978年底改革开放号角吹响后，国家终于出手，开始对长时期“风雨不动安如山”的物价调整了。

记得第一次实行物价调整时，我和单位的同事们一起听了文件传达，印象最深的是，在物价调整的同时，为不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准，同时施行物价补贴，当然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拿不出多少钱来补贴，好像每人每月补贴了两三元吧。

首次物价调整后，对我这样的不跑小菜场，常去小吃店的吃货来说，记得最清楚的是包括“四大金刚”在内的上海人爱吃的点心都涨了2分至5分钱。比如，在天潼路上，我家对面的“五福馆”，一碗阳春面从1角涨到一角两分，一两锅贴从1角2分涨到1角4分，一碗菜汤面从1角5分涨到了1角8分。我最喜欢吃的鲜肉汤包，则从1角8分涨到了2角2分。对我这样的拿36元月工资的小青工来说，似乎影响不大。

那时候，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只能是“工薪族”，彼此的月收入差别不太大。一般而言，一个人在外解决一顿午餐或晚餐，也就花个两三角钱就可以了，很少会超过5角钱。如我，上华师大读书后，晚饭往往是自己在外解决，大多是吃一碗面，或去路过某一家有点小名气的点心店，吃上二三两生煎馒头再喝一碗牛肉粉丝汤。那时候的生煎馒头嘛，也就是1角2分或1角4分一两，牛肉粉丝汤最多是2角一碗。对我来说，这就算有点奢侈，有点罪恶感了，偶一为之吧。记得48年前我读技校的第一年，我曾和学校两位老师到位于四川北路外滩的市手工业局开个会。中午和两位老师一起到福州路上的杏花楼解决午餐，三个人各自要了一个“小白蹄砂锅”，再加上三两米饭，只花了四角钱就吃上了杏花楼。

到了八十年代，物价先后已调整了两次，上涨幅度不太明显，再加上那时候开始施行奖金制，多劳多得，优劳优酬，工薪一族的月收入都有所增加，不少家庭的一日三餐开始讲究起来。当然，那时候的人们去饭店搓一顿，还是不多见的。

某一天傍晚，在去华师大的公交车上，听到班上一位同学说，“今天，我一顿晚饭吃掉1元2角”。我虽不动声色，心里还是被这位老兄的“土豪”行为惊到了。要晓得，1980年的1元2角，可以买到八两锅贴或四碗肉丝菜汤面，或在饭馆里叫上两三个热炒再加一瓶“小炮仗”（即小瓶子装的白酒），老乐惠的。如果谈朋友的话，两人可先花4、5角钱去看夜场电影，散场后再去吃个比较简单的夜宵，比如叫上两碗小馄饨再来二两生煎馒头，花去的开销大概差不多在1元2角左右吧。

在华师大读书的那些年，独自解决晚饭，是常态。常常是，骑车在中山北路上，左瞅瞅，右瞧瞧的，看看有没有哪一家既能满足味蕾需求，又不至于突破消费能力的饭馆或面馆。那时候，中山北路交通路的那一段，是曾经的“两湾一宅”（潭子湾、潘家湾和王家宅）棚户区地带，房子老旧破烂就不去说它了，路面也是坑坑洼洼的。骑车经过这一段，我总是不免“步步颤颤、颤颤步步”的。过了武宁路，到了曹杨路，中山北路才重又一路平坦，心情也好了起来。

中山北路“两湾一宅”那一段虽然可算是毫无争议的“下只角”，不过却开出了一家“孔乙己酒馆”，当时颇具轰动效应。记得当时新民晚报曾有记者采访并作了报道。本人也凑了一回热闹，有一天路过时特意走进那家“孔乙己”，叫上了茴香豆、臭豆腐和白切鸡，平日不喝酒的我也喝了一小杯绍兴黄酒，微醺，这个状态正好。当然那是在从师大上了一下午的课后回家路上的偶尔一次。

没几年时间，那家中山北路上的“孔乙己”就关门了。后来，到了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在多伦路靠近四川北路的路口，又开出一家“孔乙己酒家”，生意相当好。我和家人也去聚过餐。这一家“孔乙己”后来也关门了。近年来，我多次到过梦花街文庙那儿，寻寻觅觅“老城厢”的老街旧宅。不经意间，看到离开文庙附近的学宫路上，又有一家“孔乙己酒家”。不知这家开在老城厢里的“孔乙己”和前面提到的两家“孔乙己”有无渊源传承关系。

这家弄堂深处的“孔乙己”装饰风格很有古趣，大红灯笼高高挂。走上木楼梯，到了二楼，只见大厅和每个包厢的风格都很有特色，八仙桌、长条凳、老茶壶，这种遁入历史的感觉很奇妙。店里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区域，比如连环画墙，陈列着老旧的“小人书”，老上海的味道十足。这家店的菜肴尤其是自己酿制的黄酒，确实是得了绍兴菜、绍兴老酒真传的。茴香豆、臭豆腐就不去说它了，更能让人食指大动的是梅干菜烧肉、花雕鸡、油煎苔菜小黄鱼、宁波葱油黄泥螺，等等。我先后和家人以及两拨朋友在这家“孔乙己”聚过餐。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家“孔乙己”天天都是生意好的不行，必须预约才能订得到包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