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成坠

世上是讲缘的，朋友靠缘结识，爱情靠缘结缡，职场靠缘结交。而，我于诗的爱好，也是有缘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诗缘，引我踏上爱诗的道路，至今，我仍然乐此不疲，热衷于诗学。

我的诗缘，最早还是出诸《毛主席诗词》。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内中收有毛主席37首诗词。与此同时，文物出版社以集宋版书字体出版了《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这两种内容相同而字体、版式有别的诗词集（以后均简称为“六三年版”）于1964年元旦起，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先后发行，并陆续在各地新华书店发售。

那一年，我正在读小学六年级，有一天，我闻讯冒雨赶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排队购买了这本《毛主席诗词》。当年，该店营业的场所，是在东海大楼正对面的二层楼房的底层。购后，我喜滋滋地拿着这本毛主席诗词集，步行回到家中，洗净双手，小心翼翼地翻阅起这本《毛主席诗词》。边读边背，月余，就熟读成诵，并滚瓜烂熟，铭刻于心了。

这本《毛主席诗词》也是毛主席生前出版的最重要的诗词集。当时毛主席已经70岁了，也许他意识到需要对自己的诗词创作做一个总结，就把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汇集起来，并对已发表的诗词认真作一次校订。事后证明，自从“六十三年版”问世后，毛主席再也没有下过大力气来重编自己的诗词集了。毛主席对编辑出版“六三年版”诗词集，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他不仅自己认真挑选篇目，仔细校订已经发表过的作品，而且走群众路线，请一些同志帮助推敲。在正式出版之前的一段时间，先印了一个征求意见本，发给少数同志，请他们发表看法。一个多月后，又亲自开列一份有二十余人的名单，请一些中央负责同志、文艺方面的领导人、著名诗人座谈（委托别的同志主持座谈会），让他们对拟编入集子的作品提出意见。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对拟编入集子的作品进行了讨论，有三篇作品，大家建议可暂不收入，毛主席同意了。有的同志对毛主席打算收入诗词集的作品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据诗人臧克家回忆：“我事先写了23条意见，这些意见曾与葛洛同志商讨过，会后托田家英同志带转。《毛主席诗词》出版了，到手之后，我兴奋地及时拜读一遍。其中，13处采纳了我的意见，有标点、个别字、小注中的字句，还有整个句子调换”。毛主席对诗词集的装帧设计也很重视。据说，当时设计了几十个封面，毛主席喜欢梅花的那一种。

阅读《毛主席诗词》之后，我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小小年纪，初生牛犊不怕虎，竟然模仿着伟人诗词的作品，尝试着写起诗词来了。那时实在是不懂得什么叫诗词格律，只能依样画葫芦，照涂照抹就是了，按着句式、字数的多少，尾句大体押韵即可。现在，我还能翻出当年的涂鸦之作。诸如：“东风吹，战鼓擂，革命红旗永飘扬。”“红卫小将扛大旗，跟着主席永向前。”“三九严寒何所惧，百花凋尽梅花开。”及至六十年代末期，参加工作之后，写作的诗句，也还带有幼稚的学生气。如：“共同战斗情谊深，携手并进奔前方。”“贡献一腔青春血，敢报环球发新花。”“胜利在召唤，困难踩脚底。”“烈士热血沃红壤，装点江山万年春。”

直到年纪渐长，阅读并研习了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对于诗词之道，方才有所入门，知晓了旧体诗大致的格律知识，了解了基本的平仄、声韵的规则，才知道诗词创作的不易。之后，我轻易再也不敢胡乱写作旧体诗词了，下笔越发谨慎了。更多的时候，写一些自由诗，用以抒发自己的心情。比如， 2020年11月20日，写作了《思》“是熟思吗？我没有那么深邃。偶尔滤一下，就沉沉入睡。 是遐思吗？我没有那么聪慧。稍许忖一下，就丝丝疲惫。 是凝思吗？我没有那么明睿。略微瞥一下，就斑斑憔悴。 是恋思吗？我没有那么丰沛。只要追一下，就快快退回。”今年的11月25日，写作了《红叶》，“红叶，袅袅地落裙边。捡起静静地吻，一片心金丹丹。 红叶，翩翩地飞窗沿。捧起细细地品，一行字情甜甜。 红叶，依依地偎枕畔。拈起颦颦地忆，一笺诗美满满。 红叶，默默地夹书间。翻开久久地闻，一生恋缠绵绵。”

毛主席曾经讲过：“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体发表，“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也就是说，毛主席认为，旧体诗词的写作，作为个人爱好可以，但不能作为创作的潮流，因为容易“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我的切身体会，感到毛主席的教诲是极其正确的英明的，没有相当的古典诗词造诣，是不能任意地冠之以格律诗词的名义，随便写作和发布的，那样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徒添笑柄。

中国古代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已经达到了古典文学的巅峰，我们要竭诚地学习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在此基础上，不断地继承创新和发展光大。

由我的诗缘，拉拉扯扯地说了一通不着边际的话，打扰诸位了。

2021年12月12日11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