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演后谈”当“专家研讨会”——评《越来越尴尬的“演后谈”》
(2017-03-09 20: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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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开幕大戏《兄弟姐妹》结束后,关于演后谈,关东散人老师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越来越尴尬的“演后谈”》,对于其中一些观点,我想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关东散人《越来越尴尬的“演后谈”》原文链接:http://weibo.com/p/2304186cb9c9250102x45i
一、不妨宽容外行的提问
关东散人老师文中,有两处批评观众外行的提问。一处是“在这样级别的演后谈中,提出如此外行并带有羞侮受到大家尊重的艺术家的问题,确实是非常混蛋的。”第二处是“主持人要宣布:主持人有权力决定观众提出的问题回答还是不回答。对于太无知、无理问题,主持人可以要求下一个观众提问。”
外行的提问,确实有些会显得无知、一知半解或者认知错误,但是真的有如此不堪吗?(关于羞侮和无理的问题,我第二部分讲)我认为不然,理由如下:
外行的提问,确实有些会显得无知、一知半解或者认知错误,但是真的有如此不堪吗?(关于羞侮和无理的问题,我第二部分讲)我认为不然,理由如下:
首先,所有观众对戏剧都有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如果批评甚至拒绝外行的提问,不利于更多人深入认识戏剧。关东散人老师的文章开头也讲过,他参加的第一次演后谈是小剧场话剧《绝对信号》,当时“还不知道小剧场话剧为何物”“小心翼翼地开始谈观后感,就看不懂的地方提出些问题。”想必当时演后谈,也有不少外行的提问,试想,如果当时剧团不是展现出真诚接纳的姿态,而是因外行和无知而敷衍,拒绝回答或者撰文批评,那么如何有小剧场话剧不断吸纳多元意见,不断发展呢?
其次,演后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见仁见智的交流平台,回答外行的提问,其实也是一个创作者向大众传递自己理念的过程。
比如我自己是一个戏曲观众,在一些戏曲讲座或者演后谈,我也能听到一些外行的问题,比如有长期看话剧的观众,用话剧的审美质疑戏曲。
例如,有观众质疑《琵琶记》“吃糠”一折:蔡公明明饿的奄奄一息,怎么计镇华老师唱得如此苍劲有力?难道不是唱得气若游丝才符合实际情况吗?假如这个问题出现在《琵琶记》演后谈上,我觉得外行,但我不会因外行而轻视这个问题,我认为一方面,不懂戏的观众进剧场看戏是好事儿,另一方面,这问题确实有回答的价值:主演可以借此问题,向观众传递戏曲“重在写意”的美学,让外行观众增进了对传统艺术审美的了解(当然了,观众了解后,认不认同是另一回事)。
例如,有观众质疑《琵琶记》“吃糠”一折:蔡公明明饿的奄奄一息,怎么计镇华老师唱得如此苍劲有力?难道不是唱得气若游丝才符合实际情况吗?假如这个问题出现在《琵琶记》演后谈上,我觉得外行,但我不会因外行而轻视这个问题,我认为一方面,不懂戏的观众进剧场看戏是好事儿,另一方面,这问题确实有回答的价值:主演可以借此问题,向观众传递戏曲“重在写意”的美学,让外行观众增进了对传统艺术审美的了解(当然了,观众了解后,认不认同是另一回事)。
说到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演后谈”的定位,我觉得“演后谈”不等于“专家研讨会”,它本质上是面对所有观众的,没有什么级别高级别低的分别。关东散人老师也说了“尤其是外国剧团,非常愿意听听观众对戏的反映”,这时候,不同的观众会提供多元的声音,没有必要人为筛选出一批“内行的”“高素质的”观众去提问,如果是那样,直接办“专家研讨会”不是更省事儿吗?
二、不要轻易判断提问是“善意”还是“恶意”
首先,从问题推测提问者的动机,是一件很困难,需要很谨慎的事儿。我觉得宁可放过,不要错杀。比如关东散人老师提到,往届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上,“在演后谈上提问的中国观众就开始秀英语”。如果我在场,我会希望用英语提问的观众,提问结束后再用中文讲一遍这个问题。但无论这名观众讲不讲,我不会轻易认为他是在“秀英语”,通过一个提问,去推测别人的动机,未免证据不足啊。
关东散人老师文中还讲到,在列夫朵金《兄弟姐妹》演后谈上,有位抢着发言的人提了两个非常可笑又不礼貌的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戏中为什么还有社会主义文艺的影子?
平心而论,3月4日我看《兄弟姐妹》,并没有看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影子,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因此轻易判断提问者是不是恶意,有没有侮辱列夫朵金的性质。有可能是这名观众真的有恶意,也有可能是这位观众的表达方式比较让人生厌,还有可能是别的问题。
我也不太认同关东散人老师后面的回应:“《兄弟姐妹》这个戏本身就是对前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的鞭挞,这小子居然看出还有社会主义文艺的影子,这得多不懂戏,内心还得多变态。”
为什么不认同这个回应呢?我觉得不能因一部戏鞭挞所谓社会主义,就得出这部戏本身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文艺影子的结论。用敌人的方式打击敌人,这种事情并非没有先例,比如,文革之后,清算文革罪人,一些单位也免不了用了一些文革惯用的手法,把人批倒批臭。
所以我觉得,对于有没有社会主义文艺这个问题,不要轻易判断并下结论,主持人如果可以进一步反问提问者:“您觉得《兄弟姐妹》中,具体哪些部分体现社会主义文艺的影子?”让观众补充一些论据和论证,再听听朵金大师如何回应,借此也有可能听到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文艺”“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文艺”等话题的讨论,岂不是让演后谈更体现思想争鸣的意义?
平心而论,3月4日我看《兄弟姐妹》,并没有看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影子,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因此轻易判断提问者是不是恶意,有没有侮辱列夫朵金的性质。有可能是这名观众真的有恶意,也有可能是这位观众的表达方式比较让人生厌,还有可能是别的问题。
我也不太认同关东散人老师后面的回应:“《兄弟姐妹》这个戏本身就是对前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的鞭挞,这小子居然看出还有社会主义文艺的影子,这得多不懂戏,内心还得多变态。”
为什么不认同这个回应呢?我觉得不能因一部戏鞭挞所谓社会主义,就得出这部戏本身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文艺影子的结论。用敌人的方式打击敌人,这种事情并非没有先例,比如,文革之后,清算文革罪人,一些单位也免不了用了一些文革惯用的手法,把人批倒批臭。
所以我觉得,对于有没有社会主义文艺这个问题,不要轻易判断并下结论,主持人如果可以进一步反问提问者:“您觉得《兄弟姐妹》中,具体哪些部分体现社会主义文艺的影子?”让观众补充一些论据和论证,再听听朵金大师如何回应,借此也有可能听到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文艺”“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文艺”等话题的讨论,岂不是让演后谈更体现思想争鸣的意义?
其次,判断提问是“善意”还是“恶意”,有可能把“逆耳的忠言”当成恶意的攻击。
演后谈上免不了对作品质疑的声音,比如我在北京工作,经常看到一些地方剧团进京汇报演出,其中不乏粗制滥造、浪费纳税人钱的新编戏,我往往觉得如果有演后谈,对于一些“雷剧”,我一定会坦诚的讲出看法,话可能不好听,但我内心并没有恶意,完全是一种对戏曲“爱之深,责之切”的情感。所以我希望剧团回应我的问题,哪怕觉得我问题提的不好,回击回来。但是如果质疑我的居心不良,认为我侮辱创作者,那结果我估计是提问者、主办方和剧团三方不爽,达不到交流的目的。
三、最应该制止的是不守规则的提问
关东散人老师最后写到演后谈的改进方案:“对于太无知、无理问题,主持人可以要求下一个观众提问。对于不服从主持人安排的听众,主持人有权请他出去,请其它听众鼓掌欢送这样的人离开会场。请外国好戏来中国演出,不能在外国艺术家面前丢中国人的脸。“
我参加讲座、演后谈等,觉得最丢脸的行为,是不守规则的提问。一般情况下,提问规则大多是“举手提问,一次只提一个问题。”而有时见到一些提问者,利用主持人挑选举手观众这个时间,直接站起来就问,甚至一问两三个问题。这种提问者往往底气很足,声音洪亮,其中有的问题本身也确实有见地。主持人如果能做到及时的、坚决的制止这种不守规则的提问,我认为就是非常合格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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