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暗夜·独行·焦虑
    林毓生先生曾言：“做一个现代中国人非常难，稍有灵性的人，往往深感精神的煎熬。”我就是一个不知从何时起精神苦受煎熬的人。或许源于我在高二时的一次读《胡适散文集》。那本书好像为我打开了一扇历史的缺口，让我从此源源不断地接触到一些新的东西，不断的改善着自己的思想观念。在此书之前或许还有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所打下的基础，那是我刚入高中时读的。当时的状态真是如痴如醉，记得有天晚上在宿舍打着手电筒看此书时不小心被老师查到。伯特兰·罗素的文字在高中时也振奋着我那愚钝的心。最让我激动的是这一段文字：“思想是颠覆性的和革命的，破坏的和可怕的；思想对于权益，对于已建立的制度和舒适的习惯是毫不留情的；思想是无政府的和无法律的，对于权力漠不关心，对于历代以来久经考验的智慧也不放在心上。思想看到地狱的深处而不怕，它看到人像一件软弱的微小东西被包围在深不可测的寂静之中，但它仍然举止骄傲，不为所动，好像它是宇宙的主宰一样。思想是伟大的和自由的，是世界的光，是人类主要的光荣。”但那时的我仍不得不全力应对着高考，在一种机械、紧张的学习氛围之中。
    在初中时我就自诩有诗性，向往自由，故在高考的重压之下，颇觉憋闷，常倾吐文字。高考之后才发现，那些不同种类的文字足足写了十几大册，外加近十小册。在那些册子里，常常粘贴着一些先贤的画像，如康德，王阳明，卢梭等，在某些最敬仰的人的画像下面，还曾写下一些志向与誓言。然而这一切都似乎被高考的车轮碾成了粉尘。而我就到了岳麓山下的湖南师范大学读书。在初中和高中，我一向没有多少可以交流心事的朋友，曾自嘲道：“自古圣贤皆寂寞，笑言余若真圣贤。”因此在高考折翼后，我就决心献身于学术事业，别无所求。这又是一种多么天真的想法，是一种怯懦与躲避。但是，当时我内心有太多的问题没法解决，诸如高中那种重复式训练的意义何在等等。
    因为对知识的饥渴和对现实的困惑，我的生命便融入了一层焦虑的本色。这种焦虑成了我求知的原动力。事实上，大学教育离我设想甚远。在这所学校里上课，我仍觉不痛快。因为上课的内容既没有前沿性，也无法形成对传统的良好承接。于是就产生了我那六个字的总结：“大学不如自学。”李泽厚先生的著作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曾表示：只要有图书馆和空闲时间就够了。我也就开始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自己的阅读上，开始在书中与一个又一个学术大师相遇，为此而激动。值得欣慰的是，在大学虽然也很少遇到如我这般自由求知的人，但毕竟有一些可以交流的朋友来给我安慰。总的来说，大学是我高密集读书的好时期。当然，我在学校也参加了许多活动，因此不乏对社会的体知和认识。我的缺憾是见闻不广。像阿克顿勋爵那样“认识每一个值得认识的人，读过一切值得一读的东西”，自然不是吾辈可以想象。但我实在渴望有一群朋友能跟我一起遍访名师。
                                            二、空间·大师·激情
    很高兴能加入到立大的寒假游学班。在此之前，我曾在暑假同样有幸地参加了杭州傅国涌先生的“百年中国转型史”研修班。短短一周研修班生活，去除了我心灵在大学校园里堆积的荒凉感。对这次寒假游学班，我同样充满期待。
    刚到立大空间，我就被吸引住了，仿佛那是我的心巢。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有四点重要的原因。其一，“大师墙”上贴满了民国学术思想大师的画像，梁启超、胡适、陈寅恪等等，几乎每一位都是我内心仰慕已久的人物；其二，每一个可折叠的“大师椅”上面都贴了一张西方学术、思想或文学大师的名字，罗尔斯、哈耶克、卡夫卡等，看得我眼睛直发光；其三，放在厨房的书架上摆放的书大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著作，其中和我在岳麓山下宿舍中的书有许多是重合的；其四，有专门的读书工作坊以及其他一些专用的器械。总的来说，这个地方如此神奇，仿佛只有在我的梦中才能出现。我在前文已经讲过，在初中高中我就有在笔记本中贴大师画像的习惯，此举对我而言是一种激励。这样一个环境，俨然是我笔记本中秘密的放大化，仿佛一切都是为我“量身订做”，让我“手足舞之，脚足蹈之”。
    在一次和朋友的聊天中，我这样说：“我必须挺直站立，要不然那些大师山一般的重量会把我压垮。正是他们的重量迫使我能够站得笔直。”在我看来，这就是前辈大师之于后世的意义。可惜我才浅学微，内心空有此向往，而力往往难及。我能做的只有细读精研他们的著作，流泪仰望他们留下的足迹。此次在京，我便专程和一群同学到清华瞻仰王观堂纪念碑。我很庆幸能有这样一群同学相伴，消去了我在湖南去瞻仰周濂溪、王船山遗迹那般只有一位朋友相随的落寞。我很庆幸我们能够一起在纪念碑下朗诵陈寅恪先生写就的碑文，很庆幸我们能够一齐鞠躬，感怀先贤。这一场景自然会恒久的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使我终生难忘。我们还一起路过陈垣先生的故居。除了他的史学建树，我当然地想起来49年后他写给适之先生的信，顿时充满感叹。在北京城，我们仿佛看到了太多的历史浮沉与过往。我想起了傅老师让我们翻译的梅光迪先生文章中的句子：“我们必须理解和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他认为历史乃是人类追求不变价值的记录。而那些不变的价值是什么，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拷问自己的内心而自知。
    站在一块值得瞻仰的纪念碑前，青年们大都会充满激情。休谟认为理性是而且也应当是激情的奴隶。激情是什么？是满腔的热血，是不甘心的努力，是对真理的确信与追求，是历千万难而不改的温和与坚毅。罗素曾有另一句话曾长久地激励着我：“真正的爱是永恒的火。”这永恒的火就是绵延不绝的激情。在那些学术大师们的著作面前，我们的内心怎能不燃起熊熊烈火？他们的成就是已经被承认的，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而完整保留到现在。但我们是新生的，拥有崭新的生命，面对着崭新的时代。在这样美妙的情况下，难道我们不应该做点什么？留下点什么？
                                            三、民国·回潮·展望
    我们此次的主题是“民国文化在北京”。谈论这个主题，我们很自然地联想起北京大学等学校的师生们，他们在二十世纪教育史上书写下了光辉的一章。我们一起走到过辅仁大学旧址，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风景依稀似旧年，物是人非事事休。去北京大学的那天，图书馆没有开门，还好有一家“野草”书店在营业。虽然没有去看未名湖，但我在“野草”里面购得几本喜欢的书，也算不虚此行。我们还一起走到了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可惜此处不接待游客。不过，我和几个机灵的伙伴还是乘看守不注意溜了进去。在旧址门口右角，立着一块“3·18惨案发生地”的碑。那一天被鲁迅称为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他的名篇《记念刘和珍君》就为此而写。“不再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名句仿佛在耳畔回响。
    这次请到的导师中半数以上从事着和近现代史有关的工作，对我这个历史专业的学生倒是个得天独厚的机会。不过可惜的是我在学校读书偏向思想性，因为对于近现代史暂时未能有精到的了解与研究。导师们有个共同特点，都是上大学时不上课或者不听课那种类型的。他们最终能幸运地从事与自己兴趣相关的工作或许正在于他们的这种执着。张鸣老师年轻时一心想做一个作家，后来阴差阳错读了理科专业，读硕才读了文科，后来就留到了人大教书。陈远和纪彭都是年轻一辈的学者，他们都对历史有着忠诚的热爱。柳红老师研究的是八十年代的经济史，这与她在社科院读的专业以及长期给吴敬琏做助手有关。郭玉闪老师是一个奇人，是行动派的知识人，参与了许多社会上有影响的调查与维权行动。而刘苏里老师也不用说，是一个传奇的书商，集商人与学者的身份于一身。虽然与这些老师的交流大多只有半天，但我的记忆里仍然涌动着不知多少片精彩的浪花。
    我们谈论民国，很大程度上是怀念民国大师们的学识与风骨，怀念那时教育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多种可能性。那时的社会像打碎的鸡蛋，大学里散发着青年的英气。不像现在的教育，直把人当作盆景来培养。当然我不否认，那时大众的蒙昧程度是远高于今日，这与今日信息畅通的程度有关。但那时仍然有许多值得向往的东西。或许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缺失似乎恰可以在民国找到值得借鉴的资源。譬如，按张鸣老师所说，那时的军阀对于知识界都是非常尊敬的。
    历史是可以往后推，也可以往前推，关键在于你想了解真实的历史还是虚假的历史。真实往往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而寻找和面对真实是需要勇气的。我相信，只有在真实之中，我们才能确立信仰。建立在虚假之上的信仰是不堪一击的。还是借用罗素的一句话，“在漫漫的黑夜之中，人们渴望一座光明灯塔的指引，这就是明确的信仰、基础稳固的希望以及由此产生的能够超越一切险阻的沉稳的勇气。”这种信仰、希望与勇气才能让我们坚定地面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