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容上看，中华文化的核心框架是儒释道，体现为修心、养性和内圣外王的优秀传统；从渊源上看，中华文化根源于远古时代的古道教和上古时代的伏羲易道，之后有黄老之学传承，同儒学和佛学相互辉映发展，[1]集中体现为易、阴阳五行、中医、修心养性、天人合一等这些东方文明之精髓。分析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和文明精髓，可以梳理出中华文化中关于人和社会历史的基本理念。

首先，中华文化中的佛学和道学强调“天人”、“合一”，核心理念是“去我”。在这里，“天人”即天和人的关系；“合一”即如何处理人与天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中华文化主要从两个层面探索，即佛学的形而上研究和道学的形而下研究。[2]不过，因为在中华文化的理念中，存在着这样一种逻辑，即“形而上”主宰“形而下”，因此，佛和道两者比较，佛学对该问题的探索更根本，更具有代表性和实质意义。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佛学在这一问题上的理念。佛学的逻辑是：心（非肉体也非精神，音译为“阿赖耶识”，“心”是意译）是实体性、根源性存在，内含三种机制，即“万物本源机制”（能藏）、“记忆机制”（所藏）和“‘我’之意向性机制”（我爱执藏）。[3]其中，“万物本源机制”与宇宙万物相通联，是人能回到本源的基本通道。该机制处于心的核心部位。核心层的次外一层，是“记忆机制”，这一层不断覆盖核心层，由此造成人与本源连接的阻隔，即，“累世记忆”的负面性越多，人就越难以回到本源。心的最外层是“‘我’之意向性机制”，该层产生心的第一个衍生体—“意”（音译为“末那识”，“意”是意译）。在“意”（末那识）这一衍生体中，内生两种意向性，即“我执”和“法执”[4]，相应分别产生两个领域：“我执”产生“根身”（即肉体），“法执”产生“器界”（即自然界和社会）。至此，佛学建构了一个独特的对世界的观察框架，即：心（本源）→意（末那识）→人（根身）→社会和自然（器界）。这一框架可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直接看，心是本源，人和自然界都是本源的次生结构，“本源”主宰“次生结构”；二是反过来看，人与自然、社会在本源上一体，人要想主宰自己和外部世界，必须回到本源（上述逻辑参见图示1中的下面部分）。由此，佛学追问一个终极的、形而上的问题，即：人从哪里来的？人应该向哪里去？佛学的思路大致如下：因为人、自然和社会都来源于本源性实体（阿赖耶识），且“本源的”主宰“次生的”，所以，人要想获得主宰地位，要想具有主体性，就必须回到本源。如何回到本源？如图1分析框架所示，人面临两种路径：一种是以“意”（末那识）为起点，继续次生出“意识和五种感官”，这意味着，“我”越来越显化，这是一种“本源（阿赖耶识）→本源有我（末那识）→自我（意识+五种感官）”之路；另一种是，以“意”（末那识）为基点，反向走，即去除“我”，逐渐走向无我，这是一种“本源（阿赖耶识）←无我←去我←本源有我（末那识）”之路。而后者，就是佛学提出的回归本源之路，其基本理念就是立足“去我”和走向“无我”。因为这一理念是中华文化的形而上部分，在逻辑上处于中华文化中的“主宰”地位，因此，这一理念本质上反映了中华文化对人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看法，即重“去我”，轻“有我”，最终求“无我”（体现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就是重“集体”轻“个体”，贵“成仁”轻“杀身”，等等）。

其次，中华文化中儒释道三家都强调“贵德”，“行善”，核心理念是“忘我”。所谓“贵德”，在道学和儒学中分别具有不同含义。在道学中，“道”意指本源，“德”是其在人身上的体现，展示为“仁义礼智信”五种结构性要素。在这里，人体“五藏”（中华文化对“心肝脾肺肾”及其超验功能的指称）类似于计算机硬件，[5]“五德”类似于这一硬件的软件。因为有“五德”，所以，人体“五藏”才得以有效运转，从而“五脏”得以健康，反之则反。而在儒学中，“仁义礼智信”则被称之为“五常”，是一种伦理规范，人有之则人格健全，无之或不全则人格不健全。可见，在中华文化中，无论是作为软件的“五德”还是作为伦理的“五常”，都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了儒释道三家都共同倡导的“行善”，即三家都主张“利益他人”，在逻辑上，也就是“忘我”。如道学主张“积善”，用“上善”来“治水”。[2]其根据是，在内观中，可观测到细胞中有“善粒子”，该粒子多，人体符合自然之道，人生福禄康寿，反之则反。可以说，道学贵“善”源于它们认识到“向善”是“人的成长要符合‘道’”这样一种客观规律（关于这一点，道学和西方关于善的探索可以相互参照[6]）。概言之，道学强调“贵德”是生命的基础，“行善”是生活的修为，二者共同构成人的社会生活的两大支柱，而在逻辑上，行善的本质是“利他”而“忘我”。

最后，儒释道三家都强调“无私”，“大公”，核心理念是“无我”。从黄帝时代起，社会便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7]《道德经》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8]可见，黄老学说强调的是在人的终极追求上，一要无私，二要大公。所以如此，源于道学对生命本质的深刻认识。道学认为：生命的核心部分是“精气神”系统，在“神”系统中，五神（支配人体五脏的机制）主宰五德和五藏，因此，生命的核心是五神的修养。以心神为例，心神主要分两个部分：积极的叫“丹元”，消极的叫“识神”。此外，还有一个本源的叫“本我之神”（该部分与元神通联），平时，两种心神居于心藏，工作地点在大脑。[9]当好的心神“丹元”去大脑办公之时，此时，人通过认识结构中的“思识”来认识世界，[10]此时，人摆脱了物欲限制、“我”之约束，看到的是世界的本真面目；当消极的心神—“识神”占据大脑办公时，人便通过“意识→五种感官”来认识世界。但是，感官有局限，且受物欲约束，所以，在这种认识中，人看不到世界的本真面目。由此，道学追问“生命应该是什么”。道学的探索体现出如下思路：生命应该是抵制五神中的“消极”一面，努力让“积极”一面主导。因此，它们主张“尊道贵德”，与天合一。若如此，那么，积极的“五神”占主导，就会逐渐回归“本我之神”，即与元神连接的通道打开，天人合一。可见，道学后面的逻辑也很简单：元神联通本源，回到元神首先必须抵制“消极”五神，修养“积极”五神（上述所论逻辑参见图示3）。儒学强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1]佛学倡导“普渡众生”，劝人“积德行善”，即：第一步正心念，确立“去我→忘我→本源”之路径和方向，然后积德行善；第二步，经过积德行善回到“大公”之境界，因为“大公”联通“本源”，因此，一旦“大公”，这就意味着回归了本源世界；第三步普渡众生，即引领众生共回本源。不难发现，这一理念后面隐含着这样的脉络：正心，利他，最终目标是“大公无我”。可见，无论儒释道从哪个角度着眼，都最终指向人要无私，要追求大公。从逻辑上看，无私的含义是“没有我”，大公的本质是“没有了我”，因此，合起来看，中华文化在精神性层面追求的核心理念是“无我”。

综而言之，在中华文化中，儒释道三家分别对人的来源、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虽然视角不一样，但从内在逻辑看，具有一致性。具体说，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华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其意在追问人的源头问题，即“人从哪里来，人又应该到什么地方去？”而无论是道学，从“五神—元神”与宇宙本源相通联，还是佛学，从“阿赖耶识”的元结构及其对根身和器界的主宰关系，还是儒学，从“天下平，世界大同”，它们都在强调：人有一个共同的家园，“我”不是永恒的，世界的规律是回到家园而不是执着于“我”。因此，“天人合一”后面的核心逻辑是“去我，然后是在此基础上回到本源”。第二，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释道三家皆在劝善，其核心理念是“利益他人”，本质上是“忘我”。第三，在人的终极性追求上，中华文化最终落脚于“天道大公”，无论是儒家的“世界大同”，还是佛家的“普渡众生”，还是道家的“以其不自生，故可以永生”，都说明，人只有做到“无我”才可以永恒，而永恒，则为大道，才是人之家园。要言之，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去我—忘我—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