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无论它们有多大差异，都是地球的一份子，而随着信息化的普及，两种文化的交融也日渐深入。这是我们观察和评估西方科学文化困境及其突破的基本前提。在此前提下，笔者从两个角度来思考。

当前西方科学文化的困惑及其向东方的寻找

一方面，随着科学探索的不断推进，西方科学对未知世界的接触也越来越深广，尤其是在特定领域，传统一些理论范式很难解释新未知现象，于是，一些新的假设不断被提出。而深入看，这些理论假设也越来越向传统中华文化靠近。例如，在量子物理学领域，关于量子纠缠现象的假设性解释，其结论与佛学对世界的解释趋近。所谓量子纠缠现象是指：两个粒子，无论分离多远，它们之间都存在一种神秘的关联，相互影响。对此，伦敦大学的物理学家大卫·波姆（David Bohm）相信客观现实并不存在，尽管宇宙看起来具体而坚实，其实宇宙只是一个幻象。这个假说的基本内容是：原本世界是一个鱼缸里的鱼，上面有两台摄像机，分别为Ａ和Ｂ，我们看到的世界分别是摄像机Ａ的图像鱼１和摄像机Ｂ的图像鱼２，量子纠缠现象即是我们看到的鱼１和鱼２的关联，其为何具有感应现象？源于它们都是原本鱼缸里的那一条鱼，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世界都是假象，真正的原本世界――鱼缸里的鱼，我们都没看见。可见，这一假说，与佛学中关于“空性是诸法实相”，道学中的“无，名天地之始”很接近。

另一方面，西方多个领域的科学家逐渐对中华文化产生兴趣，并进而推崇佛学。例如，全世界最有名的数学家约翰·冯·纽曼博士，为新兴的量子学奠定了基础。他提出了惊人的理论：“人体可能具有一种非物质的‘识我’来控制肉体的大脑和遥控物质。”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发明奖得主尤金·威格纳博士大力支持约翰·冯·纽曼博士的量子学说内涵的哲学部分：“人类具有一个非物质的意识力能够影响物质的变化”。那么，为何西方科学逐渐向东方寻找答案？为何多个前沿领域的研究假设越来越趋向于东方文化对世界的认知？这些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笔者以为，东方文化由于其自身走的是一条“内观”认识路径，与西方科学文化的“外证”具有本质性区分。以水为例，科学思维直接研究水是什么，但东方思维却因此而提出新疑问。例如，佛学说：人看水，是水；天人看，是琉璃；鱼看，是水晶宫；那么，究竟水存在不存在呢？佛学提供的答案是：水，因人看而生，看者变，则水不成其为水；由此，人不应该研究水是什么，而应研究看者“人”因何而生。这样，在中华文化中，就出现两种认识路径：一种是研究“水是什么”，向外看，叫智观；另一种是研究“谁在看”，叫慧观。中华文化重慧观轻智观。例如，道学说，“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在这里，前识，就是智观认识路径。所以，从本质上说，东方文化探求的是隐态和超验的规律，西方科学接触的是显态和经验的规律。如今，时代的发展，使得人们的认知无法再停留于显态和经验范围，需要深入到更为复杂的隐态和超验领域，因此，西方文化的东方转向，是一种必然现象。

中华文化对现代科学文化困境的突破及其引领未来的可能性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无论是对现代性的论证，还是对现代性的批判，都在反思现代性的合理性及其局限。从其反思的逻辑来看，主要集中在这样两个方面：

一是，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注重“实验”和“推理”的科学思维给近代带来了科学的昌明，推动了西方现代化进程，科学功不可没。但是，随着哲学对科学思考的深入，人们对科学的局限日益有了清晰认知。20世纪初，人们认定科学思维的理念是“证实原则”，到后来逐渐发现科学做不到“完全证实”，而只能是“证伪原则”。而“证伪”的本质是“试错”，也就是说，科学思维的实质是不断“试错”。至此，人们对科学的优势和局限性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

二是，科学思维中的“人与物”两分逻辑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精神领域认知的无能为力，带来了现代化的困境。例如，人类中心主义理念导致的生态恶化、物欲主义、自我主义等，严重冲击着人们生存境况。再例如，当代西方哲学对生命本质和精神现象的前沿性探索，如弗洛伊德对梦和潜意识的探索，生命哲学对意识流的探索等，使得部分科学家和哲学逐渐产生了困惑，他们在开始追问：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由此，他们中的一部分开始转向东方神秘主义学说，尝试对隐态世界和超验领域的思考。例如，因“超级导性”上的发现而荣获197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白赖恩·约瑟博士是一位认真研习佛教理论和坐禅的科学家，他每天都坐禅，他提出“心力”与“识我”假设。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华文化中的世界观、生命哲学和认识论，成为西方部分哲学家、科学家以及一些思想先驱者关注的对象。他们通过对《道德经》、佛教经典、中医、易学等传统文化的研究，开始自觉探索中华文化的本质，开始尝试用西方的科学思维来验证佛学和道学的一些观点，等等。概言之，中华文化中的关于“天人合一”、“八识论”、“向善、贵德、大公”等理念逐渐成为西方当代文化关注的新议题。例如，对“善恶有报”现象，中华文化是通过佛学的“阿赖耶识的‘所藏’（引业和满业）决定命运（富贵贫穷好丑）”和道学的“五德（仁义礼智信）主宰五藏（心肝脾肺肾）”学说，提出“善恶有报，人类要弃恶扬善”之主张；而西方科学文化对此不解，但是他们却通过“跟踪统计”、“神经化学分析”、“抽样统计”等方法和手段进行研究，得出了一些与东方文化接近的结论。如美国生命伦理学教授史蒂芬·波斯特对“付出”带来的“回报”进行物理统计和生理分析，结论是：善良的行为乐于付出的人，在付出的同时回报的能量正通过各种形式向此人返还。再如科学家在神经化学领域的研究中发现一种现象：人心怀善念，人体内会分泌出令细胞健康的神经传导物质免疫系统强健；心存恶意，负向系统被激发启动，而正向系统被抑制住，身体机能的良性循环会被破坏，等等。可见，条条大路通罗马，西方科学文化在通过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途径评估东方文化的一些结论。

总而言之，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中华文化，一要对外应和西方文化向东方的转向，二要对内自觉发掘传统文化的精髓。若这样，那么，随着全球范围内人类逐渐向隐态世界和超验领域的新进军，中华文化就可以发挥其应有的引领作用。这是因为，中华文化从核心上看，关注的是隐态和超验领域，主张“看不见的”主宰“看得见的”。笔者相信，随着人类的认知逐渐进入“看不见的”领域，中华文化将因其“知其白，守其黑”的理念和特有功能优势而会成为一种引导力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