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老问题—全球美元流动性压力

2013-2019年，美元进入升值的6年周期，“美元升--全球资源资产贬；美元升--非美货币贬”，这一全球利益博弈新格局将给中国发展带来沉重压力。

自1970年代后起，全球利益博弈形成一个新格局：美元为按钮，三个跷跷板（美元-国债；美元-非美货币；美元-全球资源资产）。美元之所以叫按钮，是因为它的发行机制具有自我循环特性，即，美元会“升6年，贬10年”，这样升贬交替运动。因为升贬交替，所以，全球经济格局随之兴衰变换。

从大尺度看，1970-1980年代，美元贬，全球相对繁荣；1980-1986美元升，全球萧条；1986-1996，美元贬，全球繁荣；1996-2002，美元升，亚洲金融危机；2002-2012，美元贬，全球繁荣。以此预估，2013-2019，美元升，全球经济紧张。

从微观看，美元升值，将在两个方面影响中国：汇率和房地产。

在汇率方面，因为“美元-人民币”具有一种内在的跷跷板关系（属于“美元-非美货币”跷跷板中的一个），若美元升值，则人民币面临“贬值预期”的压力，这种预期对一般人不会有多大影响，但对巴菲特这类人影响大，他们会调整资本布局。据估算，从这一轮的美元贬值开始（2002年）一直到今天，约有20万亿人民币在中国做这种布局（即，汇率是1:8时，1美元进入中国，换成8元人民币，假定1:1了，则8元人民币和换成8美元，回到美国会获利7美元，这种资本布局被称为美元套利交易）。可以想见，在今天1:6.2汇率条件下，20万亿人民币若因为美元贬值结束而离场，会把中国3万亿外汇换光；若不换，则我们必须自己贬值。

在房地产方面，自2004年起，住房由“商品化”转化为“金融化”，金融化后的房地产，后面由三类主要资本构成：1华尔街投行资本，通过股权购买、高端商务楼盘购买、房产CDS模式布局；2国内投资资本，以房产股票、房子为布局；3洗钱资本，以房叔、房姐形式布局。上述三类主要资本，是否布局房产取决于房产是否是金融产品，而房子所以能被金融化，则取决于“美元-资产”的跷跷板大环境。在美元贬值周期内，美元贬值，房产升值，房产必然成为金融产品；同样的道理，随着美元升值，房产必定下行，房子无法成为金融产品。

基于这一客观趋势，我们认为，随着2013-2019美元升值周期的来临，中国楼市面临“被去金融化”的客观压力，若华尔街资本离场，则楼市会被抛盘，中国金融会受冲击。为此，中央政府要在美元升值明朗化之前（约在2014年），进行楼市的“去金融化”部署，赢得主动即可赢得未来。

第二，老问题新形式—原有货币政策风险

1997年，为应对上一轮美元升值（1996-2002）所形成的亚洲金融危机压力，中央政府设计了“紧盯美元”的政策。该政策表面看是一种汇率政策，但实质上是一种货币政策。因为，该政策的核心是，按照1:7的汇率，进来一美元对应发行7元人民币。

历史地看，美元在1996-2002年期间，处于升值态势，“美元升”则“非美货币贬”、“全球资源资产价格下跌”，这意味着，人民币受到“贬值预期”压力，全球经济受到危机的威胁。在这种压力背景下，“紧盯美元”通过把美元当作人民币发行的抵押物，人为改变了“美元-非美货币”这一客观的跷跷板关系，使美元对人民币的原有的“作用通道”失效，“美元升-人民币贬”这一经济机制不再对人民币有效。从而人民币坚挺，中国度过危机。

但是，随着2002-2012年美元10年贬值周期的到来，“紧盯美元”政策逐渐具有了负效应。数据显示，2002-2012年，我们新增外汇储备约3万亿$,以此估算，国内应发3×7=21万亿￥，乘以金融系数3，实际要发行21×3=63万亿￥。可见，在美元贬值的周期内，“紧盯美元”已经导致我们的货币发行压力。考虑到未来6年美元进入升值周期，“美元升-人民币贬”是一种经济机制，因此，未来很快我们将受到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巨大压力。

在2013-2019年，要严格“紧盯美元”，谨防国际上“汇率市场化”这一单纯经济学视野的幼稚性诱导。否则，一旦汇率市场化，“美元升-人民币贬”经济机制就会启动，人民币将面临贬值压力。

第三，新问题—城镇化战略应如何科学设置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横跨“1990-2020”这一30年时间段的“小康社会”战略，本质上是“中国式现代化”。而这一战略之所以被设定为“中国式”，源于国际上通用的现代化标准我们远远达不到（例如，直到今天为止，农民的“卫生间”和“厨房”依然无法做到现代化）。

今天，我们要用8年的时间完成这两个标准，这意味我们的战略重心将转向“农民和农村”。在这个意义上，城镇化战略的实质是通过8年建设完成“中国式现代化”与“国际通用现代化”接轨。

基于这一战略考量，我们认为，城镇化战略应该设置如下三个战略选项：1“生活方式”的转变，实现“传统农民→现代农民”转变，核心标志是“卫生间”和“厨房”现代化；2“生产方式”的转换，实现“种地农民→职业农民”转变，核心标志是农民要有“稳定的收入来源”；3“社会化方式”的转换，实现“自然村民→社区居民”转变，核心标志是农民要有“持续的购买力”。

考虑到过去10年中，中国房地产产业从“商品化”走向“金融化”的教训，我们建议，城镇化战略要在政策上避免两个误区：1房地产化，即通过土地运作异化为新一轮房地产开发，必须警惕，在美元升值6年的大背景下，房地产“金融化”会危及到中国政权；2形式化，即仅仅认为，把农民从平地上搬上楼就是城镇化了。

简言之，城镇化的核心是两个：农民要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持续的购买力”。我们以为，只要牢牢抓住这两个线索，就可以保证城镇化战略不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