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目的--林语堂

在概述了中国的艺术与生活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确是精通生活艺术的大师。他们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物质生活,其热忱决不下于西方,并且更为成熟,或许还更为深沉。
在中国,精神的价值并未与物质的价值相分离,反而帮助了人们更好地享受自己命定的生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具有一种快活的性情和根深蒂固的幽默。
一个无宗教信仰的人会对现世的世俗生活抱有一种粗野的热忱,并且融物质与精神两种价值于一身,这在基督徒是难以想象的。我们能够同时生活在感官世界和精神世界之中,而不认为两者一定会有什么冲突。
因为人类的精神是被用来美化生活,提炼生活的精华,或许还能帮助生活克服感官世界中不可避免的种种丑恶和痛苦,而不是用来逃避生活,或在来世找寻生活的意义。
孔子在回答一位弟子关于死亡的问题时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表达了一种对于生命和知识问题的庸俗、具体而实用的态度,而正是这种态度造就了我们现在国民生活及思维的特征。
这一立场为我们树立了多层级的价值尺度。这种生活标准适用于知识和人生的方方面面,解释了我们喜好与憎恶某一事物的原因。这种生活标准已经融入我们的民族意识,不需要任何文字上的说明、界定或阐释。
我认为也正是这种生活标准促使我们在艺术、人生和文学中本能地怀疑城市文明,而崇尚田园理想;促使我们在理智的时刻厌恶宗教,涉猎佛学但从不完全接受其合乎逻辑的结论;促使我们憎恶机械发明。
正是这种对于生活的本能信仰,赋予我们一种坚定的常识,面对生活的万千变化以及智慧的无数棘手问题,可以做到岿然不动。它使我们能够沉着地、完整地看待生活,并维系固有的价值观念。
它也教会了我们一些简单的智慧,比如尊敬老人,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接受生活,接受性别差异,接受悲哀。它使我们注重这样几种寻常的美德:忍耐、勤劳、节俭、中庸与和平主义。
它使我们不至于发展某些怪异极端的理论,不至于成为自己智慧产品的奴隶。它赋予我们一种价值观,教会我们同时接受生活给予我们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它告诉人们:归根结底,只有人类的幸福才是一切知识的最终目标。于是我们得以在命运的浮沉中调整自己,欣欣然生活在这个行星之上。
我们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老人看来,我们民族的过去以及变化万端的现代生活,有不少是浅薄的,也有不少确实触及了生活的真谛。同任何一个老人一样,我们对进步有所怀疑,我们也有点懒散。我们不喜欢为一只球在球场上争逐,而喜欢漫步于柳堤之上,听听鸟儿的鸣唱和孩子的笑语。
生活是如此动荡不安,因而当我们发现了真正令自己满意的东西,我们就会抓住不放,就像一位母亲在黑暗的暴风雨之夜里紧紧搂住怀中的婴孩。
我们对探险南极或者攀登喜马拉雅山实在毫无兴趣,一旦西方人这样做,我们会问:“你做这件事的目的何在?你非得到南极去寻找幸福吗?”
我们会光顾影院和剧场,然而内心深处却认为,相比荧幕上的幻象,现实生活中儿童的嬉笑同样能给我们带来欢乐和幸福。如此一来,我们便情愿待在家里。
我们不认为亲吻自己的老婆必定寡淡无味,而别人的妻子仅仅因为是别人的妻子就显得更加楚楚动人。我们在身处湖心之时并不渴望走到山脚下去,我们在山脚下时也并不企求登至山顶。
我们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花开堪折直须折。
人生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场闹剧,有时最好做个超然的旁观者,或许比
一味参与要强得多。我们就像一个刚刚醒来的睡梦者一样,看待人生用的是一种清醒的眼光,而不是带着昨夜梦境的浪漫色彩。
我们乐于放弃那些捉摸不定、令人向往却又难以达到的东西,同时紧紧抓住不多的几件我们清楚会给自己带来幸福的东西。我们常常喜欢回归自然,以之为美和真正的、深沉的、长久的幸福的永恒源泉。
尽管丧失了进步与国力,我们还是能够打开窗子,聆听金蝉的鸣声,欣赏秋天的落叶,呼吸菊花的芬芳。秋月朗照之下,我们感到心满意足。
我们现在身处民族生活的秋天。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一时刻,无论是民族还是个人,都为新秋精神所渗透:绿色错落着金色、悲伤交织着欢乐、希望混杂着怀旧。
在这一时刻,春天的单纯已成记忆,夏日的繁茂已为空气中微弱回荡着的歌吟。我们看待人生,不是在筹谋怎样发展,而是去考虑如何真正地活着;不是怎样奋发劳作,而是如何珍惜当下的宝贵时光尽情享乐;不是如何挥霍自己的精力,而是养精蓄锐应对冬天的到来。
我们感到自己已经到达某个地方,安顿了下来,并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还感到已经获得了某种东西,这与过去的荣华相比尽管微不足道,却像是褪去了夏日繁茂的秋林一样,仍然有些余晖在继续放光。
我喜欢春天,可它过于稚嫩;我喜欢夏天,可它过于骄矜。因而我最喜欢秋天,喜欢它泛黄的树叶、成熟的格调和斑斓的色彩。它带着些许感伤,也带着死亡的预兆。
秋天的金碧辉煌所展示的不是春天的单纯,也不是夏天的伟力,而是接近高迈之年的老成和睿智——明白人生有限因而知足,这种“生也有涯”的感知与丰富的人生经验变幻出和谐的秋色:绿色代表生命和力量,橘黄代表金玉的内容,紫色代表屈从与死亡。
在月光照耀下,秋天陷入沉思,露出苍白的神情;而当夕阳的余晖抚摸她面容的时候,她仍然能够爽悦地欢笑。
山间的晨风拂过,枝杈间片片颤动着的秋叶舞动着飘向大地,你真不知道这落叶的歌吟是欣喜的欢唱还是离别的泪歌,因为它是新秋精神的歌吟:镇定、智慧、成熟。这种歌吟用微笑面对悲伤,赞颂那种令人振奋、敏锐而冷静的神情——这种秋的精神在辛弃疾的笔下表现得最为恰切: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摘自《人生的盛
生之享受包括许多东西:我们自己的享受,家庭生活的享受,树、花、云、弯曲的河流、瀑布和大自然形形色色的享受,此外又有诗歌、艺术、沉思、友情、谈话、读书的享受,后者这些享受都是心灵交通的不同表现。
有些享受是显而易见的,如食物的享受,欢乐的社交会或家庭团聚,天气晴朗的春日的野游;有些享乐是较不明显的,如诗歌、艺术和沉思的享受。我觉得不能够把这两类的享受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一来因为我不相信这种区别,二来因为我要作这种分类时总是不知适从。当我看见一群男女老幼在举行一个欢乐的野宴时,我怎么说得出在他们的欢乐中哪一部分是物质的,哪一部分是精神的呢?
我看见一个孩子在草地上跳跃着,另一个孩子用雏菊在编造一只小花圈,他们的母亲手中拿着一块夹肉面包,叔父在咬一只多汁的红苹果,父亲仰卧在地上眺望着天上的浮云,祖父口中含着烟斗。也许有人在开留声机,远远传来音乐的声音和波涛的吼声。
在这些欢乐之中,哪一种是物质的,哪一种是精神的呢?享受一块夹肉面包和享受周遭的景色(后者就是我们所谓诗歌),其差异是否可以很容易地分别出来呢?音乐的享受,我们称之为艺术,吸烟斗,我们称之为物质的享受:可是我们能够说前者是比后者更高尚的欢乐吗?
所以,在我看来,这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欢乐的分别是混乱的,莫名其妙的,不真实的。我疑心这分类是根据一种错误的哲学理论,把灵和肉严加区别,同时对我们的真正的欢乐没有做过更深刻更直接的研究。
难道我的假定太过分了,拿人生的正当目的这个未决定的问题来做论据吗?我始终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的真享受。我用“目的”这个名词时有点犹豫。人生这种生活的真享受的目的,大抵不是一种有意的目的,而是一种对人生的自然态度。
“目的”这个名词含着企图和努力的意义。人生于世,所碰到的问题不是他应该以什么做目的,应该怎样实现这个目的,而是要怎么利用此生,利用天赋给他的五六十年的光阴。他应该调整他的生活,使他能够在生活中获得最大的快乐,这种答案跟如何度周末的答案一样地实际,不象形而上的问题,如人生在宇宙的计划中有什么神秘的目的之类,那么只可以作抽象而渺茫的答案。
反之,我觉得哲学家在企图解决人生的目的这个问题时,是假定人生必有一种目的的。西方思想家之所以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重要,无疑地是因为受了神学的影响。我想我们对于计划和目的这一方面假定得太过分了。人们企图答复这个问题,为这个问题而争论,给这个问题弄得迷惑不解,这正可以证明这种功夫是徒然的、不必要的。如果人生有目的或计划的话,这种目的或计划应该不会这么令人困惑,这么渺茫,这么难于发现。
这问题可以分做两个问题:第一是关于神灵的目的,是上帝替人类所决定的目的;第二是关于人类的目的,是人类自己所决定的目的。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不想加以讨论,因为我们认为所谓上帝所想的东西,事实上都是我们自己心中的思想;那是我们想象会存在上帝心中的思想,然而要用人类的智能来猜测神灵的智能,确实是很困难的。
我们这种推想的结果常常使上帝做我们军中保卫旗帜的军曹,使他和我们一样地充满着爱国狂;我们认为上帝对世界或欧洲绝对不会有什么“神灵目的”或“定数”,只有对我们的祖国才有“神灵目的”或“定数”。我相信德国纳粹党人心目中的上帝一定也带着B字的臂章。这个上帝始终在我们这一边,不会在他们那一边。可是世界上抱着这种观念的民族也不仅日耳曼人而已。
至于第二个问题,争点不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而是人生的目的应该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实际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对于“人生的目的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人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观念和价值标准。我们为这问题而争论,便是这个缘故,因为我们彼此的价值标准都是不同的。以我自己而论,我的观念是比较实际,而比较不抽象的。我以为人生不一定有目的或意义。
惠特曼说:“我这样做一个人,已经够了。”我现在活着——而且也许可以再活几十年——人类的生命存在着,那也已经够了。用这种眼光看起来,这个问题便变得非常简单,答案也只有一个了。人生的目的除了享受人生之外,还有什么呢?
这个快乐的问题是一切无宗教的哲学家所注意的重大问题,可是基督教的思想家却完全置之不问,这是很奇怪的事情。神学家所烦虑的重大问题,并不是人类的快乐,而是人类的“拯救”——“拯救”真是一个悲惨的名词。这个名词在我听来很觉刺耳,因为我在中国天天听见人家在谈“救国”。大家都想要“救”中国。这种言论使人有一种在快要沉没的船上的感觉,一种万事俱休的感觉,大家都在想全生的最好方法。基督教——有人称之为“两个没落的世界(希腊和罗马)的最后叹息”——今日还保存着这种特质,因为它还在为拯救的问题而烦虑着,人们为离此尘世而得救的问题烦虑着,结果把生活的问题也忘掉了。
人类如果没有濒于灭亡的感觉,何必为得救的问题那么忧心呢?神学家那么注意拯救的问题,那么不注意快乐的问题,所以他们对于将来,只能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渺茫的天堂;当我们问道:我们在那边要做什么呢,我们在天堂要怎样得到快乐呢,他们只能给我们一些很渺茫的观念,如唱诗,穿白衣裳之类。穆罕默德至少还用醇酒,多汁的水果,和黑发、大眼、多情的少女,替我们画了一帧将来快乐的景象,这是我们这些俗人所能了解的。
如果神学家不把天堂的景象弄得更生动,更近情,那么,我们真不想牺牲这个尘世的生活,而到天堂里去。有人说:“今日一只蛋比明日一只鸡更好。”至少当我们在计划怎样过暑假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也要花些工夫去探悉我们所要去的地方。如果旅行社对这问题答得非常含糊,我是不想去的;我在原来的地方过假期好了。我们在天堂里要奋斗吗?要努力吗?(我敢说那些相信进步和努力的人一定要奋斗不息,努力不息的)可是当我们已经十全十美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努力,怎样进步呢?或者,我们在天堂里可以过着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无忧无虑的日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这尘世上学过游手好闲的生活,比为将来永生生活做准备,岂不更好?
如果我们必须有一个宇宙观的话,让我们忘掉自己,不要把我们的宇宙观限制于人类生活的范围之内。让我们把宇宙观扩大一些,把整个世界——石、树和动物——的目的都包括进去。宇宙间有一个计划(“计划”一词,和“目的”一样,也是我所不欢喜的名词)——我的意思是说,宇宙间有一个模型;我们对于这整个宇宙,可以先有一种观念——虽然这个观念不是最后固定不移的观念——然后在这个宇宙里占据我们应该占的地位。这种关于大自然的观念,关于我们在大自然中的地位的观念,必须很自然,因为我们生时是大自然的重要部分,死后也是回返到大自然去的。
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和历史都给我们许多良好的材料,使我们可以造成一个相当良好的观念(如果我们不作草率的推断)。如果在宇宙的目的这个更广大的观念中,人类所占据的地位稍微减少其重要性,那也是不要紧的。他占据着一个地位,那已经够了,他只要和周遭自然的环境和谐相处,对于人生本身便能够造成一个实用而合理的观念。
前一篇:野兽--作者:惠特曼
后一篇:热爱生活-亨利·大卫·梭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