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认为SARS是一个自然疫源性传染病，而是一个生物恐怖。在2003年5月份的一个中法“非典”论坛上，我就和相关专家谈到这样的观点。但是，我没有依据，没有证明。

           传染病与非传染病的不同点就是其“传播性”：能够从一个生物体（人）传到另一个生物体（人）的疾病就是传染病。高血压就不是传染病，我们不会因为接触了高血压病人而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结核病就是传染病，因为结核菌可以从一个病人的身上，通过呼吸传递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并引起他得病。所谓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就是在自然界发生的，病原体在正常、自然生存的状态下，由于某种原因感染了我们。一个人因为某种条件的改变，如抵抗力下降、使用药物抑制免疫等，感染上了一个自然界的病毒、细菌或某种微生物。这个微生物在病人身上繁衍生息，造成他身体的损害。同时，病原体在病人体内得到发展。繁殖成长的病原体通过某些渠道，从病人的身体出来（如呼吸、饮食时的唾液、精液、血液），传递给另外的一个人，引起第二个人得病。第二个人通过同样的途径引起第三个人得病，如此下去成千上万人的染病、死亡。这是正常自然传染病的传播过程。

           我们来看看“非典”。大家现在公认“非典”的病原体是“SARS冠状病毒”，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它可以在自然界中存在，可以感染人，可以通过呼吸再传到空气中。其他人可以通过呼吸“染有病毒的空气”而被传染。这也是我们分析SARS传播的主要途径，即飞沫传播。在某一个小的区域，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这样的传播路线图：佛山、香港淘大花园、北京××地区等。但是，从全国的角度看，有些问题让我们无法相信北京的这场“非典”灾难是一个完全的自然传播过程。

     2002年11月，曾经在广东省出现了“非典”，流行地区首先发生在佛山，一个不是很繁华的地区。这次流行，并没有在我国产生多少恐慌，只是有不少人往广东倒口罩和板蓝根。接下来就是官方的报道：“广东成功地控制了非典疫情”。接下来，似乎大家把这件事情就忘记了。

     2003年2月份，有消息说“这个传染病要传播到北京（所以协和医院才做了普及性教育）”。

     2003年3月12日北京出现了第一例非典病人，3月17日在协和医院出现第一例病人。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几个时间点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中国的春节。

           春节前，有大量在广东地区（包括佛山）打工、学习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学生回到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家；又有无数在全国各地工作、学习的广东人回到家乡。经过15-20天，这些回家过年的人分别回到各自的工作、学习的地点；那些来广东打工的人回到广东。这是一个多好的传播机会？后来的分析认为，“非典”（SARS）的潜伏期是2天至1周。如果这时候传播，估计全国各地应当平衡发病，各个省都将出现大量的“非典”病人。然而，没有一例病人在这期间发病。为什么这段时间没有人被传染？

           北京3月初出现非典，而三月中旬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点——2003年3月16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恰恰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一个重要的地点，发生了“非典”这样重要的事件，给北京带来的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是巧合吗？

     SARS真的那么重吗？不见得。传染性那么强吗？不见得。经过H1N1/H5N1流感，我们渐渐会认识到，这就是一个病毒引起来的呼吸道传染病，可以死人，但不是都会死，也不是碰到就传染。因此，现在的H1N1/H5N1要求就地隔离治疗以后，我们也没有出现大批感染或死亡的情况发生。那么，当时SARS的恐惧来自何处？谁最先说他的传染性有那么强？死亡率有那么高？

           在和其他人探讨这个问题时，也有人提出相应的支持证据，某些对国际事务非常“关心”的机构或国家，在SARS期间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令人费解。

     SARS来无影，而去无踪，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迷。我相信他是一个自然病毒引起来的传染病，但它出现的时间、地点，以及“流行”方式，却有“人为安排”的痕迹，更像是（注意是像是）一个生物恐怖。

                                                                   只是个人推测，没有客观依据，不当之处，万望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