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抗击非典（SARS)”已经十周年了，回想起当年的经历，感触颇多。作为一名从始至终参与了抗击SARS的一线人员，从2003年3月17日至2003年6月25日，甚至还有后来的病例分析，资料统计……。可以说，从什么时候进入抗击非典战场的，我知道（可以界定为3月17日），但我什么时候从战场上“解放出来”的，我真的不知道。大家对SRAS的恐惧，专家对SARS的关注，政府对SARS的重视，媒体对SARS的宣传……，在我内心产生了非常复杂的感受。SARS真的那么可怕吗？SARS真的有那么大的传染性吗？SARS真的是自然传染病吗？SARS究竟应当如何治疗？会有300年前发明的抗SARS的秘方吗？抗击SARS已经过去十年了，随着“十周年”的到来，我相信很多人又要说很多话了。

    作为当时的一线医生，我也有很多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不过，我要先声明的是：我不是专家，我只是讲故事，不对之处请大家谅解。从今天起我争取每天或两天写一个故事给大家，供大家茶余饭后消遣。

1.       非典来了

公元2003年2月的一个下午4点，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楼多功能厅在举行这一场特别的学术活动。活动内容是由著名的感染学专家王爱霞教授讲述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原因是2002年11月在广东出现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传染病据说要传到北京。

这种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特点是“病人发烧，白细胞不高或降低，肺部感染非常明显，而且进展快”。据说这种疾病传播力很强，不少医护人员被感染，而且很快造成病人的呼吸衰竭而因此死亡。

参加培训的是所有临床学科的主任和与呼吸道感染和传染病相关的各级医生，培训重点强调的内容是：除了要了解这个疾病的病理过程和治疗方法，最重要的是强调大家要戴口罩。     第二天，医院的器材处就给全院所有的人员配发了纱布口罩，每人两个。说实在的，这种口罩大家已经很多年不使用了，因为我们通常使用的都是一次性的外科手术口罩。发下来的口罩被我们揣到了白大衣兜里，或锁在衣柜里面搁置起来。

接下来的一个月“狼”并没有来，我们照常工作，口罩依然被医生揣在白大衣口袋里面。

三月中旬的一天，接到某（以下简称“甲医院”）医院的一个感染科医生打来电话，问我们是否出现了“原因不明肺炎”的病人。

“什么是原因不明肺炎？”我问到。

她也说不清楚，但她告诉我她们医院出现了一例类似于“广东肺炎”的病人，而且已经死掉了，还传染了她们的医生，提醒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个病人是从乙医院转到他们医院的。这个消息，虽然引起了我们的警觉，但并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在急诊科，发热、肺炎的病人数不胜数，占有我们总病人数的20%以上，死亡也会每日在急诊科上演。

接到这个电话的第三天，我们收治了一个发热、喘憋的年轻人。病人严重的呼吸困难，同时有发热，查血白细胞降低，胸片有大片的影子。值班医生把病人安置在抢救室进行生命支持和抢救。因为病人情况十分严重，几乎无法自主呼吸，医生考虑准备进行气管插管（这是一个在后来公认的引起医护人员感染的操作）并使用呼吸机支持治疗。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医生小声地对我说：“这个病人曾经在乙医院看护他父亲。而他父亲和转到甲医院后死亡的病人在同一间病房”。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我们大家的注意，因为病人的表现与王爱霞教授讲述的传染病高度一致。我们立即对病人进行了隔离，所有医生、护士戴上了口罩。值班医生立即给感染科专家李太生教授打电话，请求会诊。李医生看过病人后，也认为不能排除是这种传染病的可能性，需要隔离治疗，并提醒如果可能最好不要进行气管插管，需要上呼吸机时一定要“注意医护人员的防护”。

当时协和医院急诊抢救室是由三间独立的房间组成的，两个大房间和一个小房间，共七张床位。经过科室讨论，我们把小抢救间的病人转了出来，腾出一个单间安置这个病人，并在门口设置了隔离衣、手套。所有进入这个抢救间查看病人的医护人员必须按照传染病相关规定进行防护。经过对病人的仔细评估，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尚可以使用无创呼吸机（不需要进行气管内插管的一种呼吸机）进行呼吸支持，不到万不得已，先不用进行气管插管。就这样，协和医院“躲过了一劫”。最后证明了这个病人就是SARS，当时叫“非典（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是协和医院出现的第一例病人。

事后，李教授见到我就对我说：“是我救了你们急诊科吧？！”

说实话，在SARS这个事件中，协和医院是“幸运的”。协和幸运在专家们有非常通畅和快速的信息渠道；幸运在专家有极高的敏感性；幸运在医院对医护人员强烈的保护意识；幸运在医生对疾病科学的看法；幸运在医生对医疗行为的高度负责。正是这样的一些幸运，协和在历时三个多月的SARS施虐期间，没有大的伤亡。

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天是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