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以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是全国第一个急诊科而感到骄傲，尽管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去调查和证实，当然也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邵孝鉷教授——我们尊敬的邵老——则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急诊第一人”，因为是他代表卫生部开始着手筹备、组建急诊医学的各种体系，包括三级医院“急诊医学科”和“急诊医学会”。

时至今日，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已经走过28个年头。在这近30年的历程中，急诊科无论从规模、设施、人员和接诊能力及抢救技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在急诊科成立后的三年后（1986年）毕业分配到急诊科。坦率地说，直到毕业前夕我都不知道有急诊科这样一个临床科室。当面临着大学毕业寻找未来职业时，我不得不思考我将选择的临床专业。我的性格不太适合于做内科，因为在我太好动；众多的男同学申请去外科，我不认为我有与他们竞争的优势；“小科（五官科等）”男生不能申报（当年教育处的规定）……怎么办？正在我无所适从的时候，一名在呼吸科轮转的医生向我提供了一个信息：“你可以考虑急诊科”。这个人就是当时急诊科研究生，肖峰大夫。

“急诊科”是个什么样的科室，做什么的？我一无所知。肖大夫也没有给我提供更多的信息，他只建议我“去急诊科找邵主任谈谈”。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在急诊科的“后库”（我们都这样称呼，是一个位于医院主体建筑之外，约有20平方米的简易库房）见到了当时的急诊科主任，也是后来成为我的研究生导师的邵孝鉷教授。当时邵老正在那里看书，背对着门。我敲门后他让我进去，但并没有转过身来。我进门后问道：“您是邵主任吗？”也许是因为听到了陌生的声音，邵老转过来打量了我一下，问道：“你是找我吗？”当听到我前来的目的，邵老非常高兴，并与我攀谈起来。尽管我一直在问“急诊科是干什么的”，但邵老始终没有给我答案，倒给我讲了杨振宁、李政道等人的故事。最后，邵老说：“一个人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才可能出成绩。内科已经走过数百年的历程，多数事情已经形成常规，你可以按部就班的去做。急诊医学只是一个概念，需要你们去探讨，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也正是这个“需要探讨”的学科，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我当时就决定：报急诊科。第二天我就报了名，然后踏踏实实地登上北上的火车，回母校参加毕业考试了。而此时，我的很多同学还纠结在自己的职业选择中。

1986年7月13日，我正式报到来到急诊科。当时的急诊科医生只有五名：邵孝鉷教授、周玉淑教授、周峥峥医生（出国）、肖峰医生（出国）。我们负责的区域也很有限——一个有21张床位，两张监护床的留观室，其他所有区域都，包括流水、临时观察和抢救室都归其他各个科室自行管理。

因为当时的急诊科护理人员多，医生少，而医生中男医生也不多，因此，邵老被人亲切地称为“许茂”（源于当时的一个电影“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而邵老常常自嘲地说，我就是“傻冒”。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奉献精神的“傻冒”带着一群同样“不精明”的丫头们，开创了最早的急诊科。那时候的急诊科主要看内科留观病人，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下观”。邵老和周主任带领几个进修医生承担着这里的常规医疗工作。急诊抢救室是一个面积约60平方米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抢救床，一台上海产的SC II型呼吸机，一台电动吸引器和一台洗胃机，没有墙壁氧气和压缩空气。在使用呼吸机时，医生护士需要经常更换氧气瓶。呼吸机在功能上只有CMV，没有同步，没有PEEP，没有……。这样的一个抢救室，主要工作人员是内科的“主班医生”。这个主班医生还负责急诊内科留观病人的管理和其他危重病人的抢救。外伤或急性胰腺炎病人的抢救由急诊外科医生负责。换言之，在急诊区域内，急诊科医生基本上没有抢救工作，也没有针对危重病人的话语权。这样的工作状态一直持续到1995年，协和医院新业务楼（现在的病房楼）启用。

1988年于学忠主任考取邵老的临床研究生，为当时的急诊科增添了新的力量。以后又陆陆续续增加了赵向一、王厚力、何新华、朱华栋、徐腾达等医生或研究生，急诊科的医生队伍逐步壮大起来。

1995年新业务楼的启用，给急诊科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契机。由于急诊抢救室（最初的位置在东侧电梯对面，相当于现在厕所的位置）和急诊流水（在目前的留观区位置）相距较远，因为人力短缺，内科提出他们的医生无法同时承担抢救室病人、流水病人和留观病人的管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周玉淑主任和于学忠主任等的共同努力，医院同意急诊科接管急诊抢救室的医疗任务。急诊科医生从一个“内科状态”向“急诊科状态”跨进了一步。随之而来是，急诊科第一次出现了“急诊二线”班。急诊科第一次承担了医院的“抢救”任务。随着人员的进一步增加和设备的更新，急诊科在医院的应急与抢救功能定位越来越清晰。但总的而言，这段时间是急诊科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没有人了解急诊医学，没有人支持急诊科的发展，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在抢他们的饭碗。急诊科在别人眼中是一个真正的“边缘学科”。

1998年马遂教授接任急诊科主任，急诊科进入了加速发展的阶段。马遂教授从宏观着眼、微观入手，为急诊科的未来做了全方位的设计。“条块结合管理”、“可控成本核算”等都是当时提出来的观念。医院也认识到了急诊科在应急方面的重要性，从空间、人员和待遇上给予急诊科以大力支持。依靠卫生部支持急诊科建设的费用，急诊科东院区进行了改建。这次改建不只是环境条件的改变，也是工作理念上的改变。“分散工作量”、“最短交通”、“医护一体”、“最短抢救路径”、“病情分诊”、“区域负责”等等都是随着这次急诊科改建而实现的。尽管这次变动在医院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急诊科也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是，事实证明，这是急诊科大发展的转折点。自此以后，急诊科医生不但承担“下观”和抢救的任务，也开始介入“流水”、上观等区域的工作；不仅对内科危重病人进行抢救，而且对各个科室的可能危及生命的病人给予生命支持。“我们是培养有抢救能力的内科医生，还是培养综合的急诊科医生”这样的思考提到议事日程。流水——抢救——观察三位一体的急诊科从此完成。这样的格局一直持续到2008年奥运会。期间，急诊科不断完善自己，发展自己，与兄弟科室的关系越来越明确，越越来越密切，分工合作的体系越来越被大家认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个更加重要的事件使急诊科又往前跨了一大步，那就是：SARS。

2003年3月SARS不期而至。在所有人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非典”（后来更名为SARS）闯到了京城，扰乱了北京的一切，特别是医疗。我院成为在北京市第三家出现“非典”的医院。这些病人如何处理，去向是哪里，如何防止院内传播。马遂主任在急诊科做了动员，并代表急诊科向医院表态：“急诊科是医院的前站，宁可牺牲急诊，也要保证医院的安全。”就这样，急诊科一步一步成为SARS病人的诊疗病区，急诊科所有人员全体投入到了SRAS的诊治过程中。几个月的战斗，进一步锻炼了这支队伍，也让急诊科更加得到医院和医疗行政管理部门的认可。

“为医院排忧解难”这是历任急诊科主任的共同理念。2008年奥运会期间，我院一个外科病房需要改装，病房的病人无处疏散。已经接任急诊科主任的于学忠教授主动提出把急诊科“下观”借给医院周转。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急诊科“傻”，担心“借出去的”一定是“回不来了”。但是，为了医院的利益，急诊科还是做了。事后，院领导再次给急诊科以高度评价：“高风亮节”，“大局观念”。急诊科也顺应当时病人的需要，建立起了“急诊综合病房”。以后，又按照卫生部“急诊科建设与管理指南”的要求，建立了急诊重症监护室（EICU）。至此，急诊科的格局完全满足了卫生部“建设指南”的要求，从硬件条件上与其他医院走到了同一个阶梯上。

人力的缺乏也曾是急诊科的一个重要问题。急诊科必须专人专岗，而且必须是有能力的人。以往，急诊科依靠轮转医生、进修医生。随着急诊科的地位提高，医疗范围的扩展，急诊科越来越有吸引力，逐渐有有志于急诊医学的医学生作为新鲜血液充实到急诊科来。2004年，我科又成为协和医院第一个“北京市住院医师培训基地”，开始吸纳来自各个医院的住院医师。我们开始人丁兴旺起来。环境条件改善、设备设施改善、人员结构改善，使急诊科在全国有了一席之地。在硬件建设的同时，急诊科软件也迅猛发展起来，除了医院建起来的信息系统外，急诊科在全院最早采用了电子病历系统，病人流向系统实现了急诊科内的“无缝”衔接。越来有多的病人资源，也给我们提供了提高自己的平台。2007年在于主任的倡导下，急诊科开始举办全国性急诊医学会议——“北京协和急诊医学国际高峰论坛”。这个论坛成为急诊科每年的重要工作之一。在全科的共同努力下，“论坛”成为中国急诊医学界最大的学术会议（2011年参会人员3200人），通过“论坛”我院急诊科在全国的知名度也与日俱增。2010年4月，于学忠主任当选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会长，2011年于主任又当选为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候任主委。2009年我科成为北京市急诊医学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主任委员单位，2011年我科又成为全国急诊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主任委员单位。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越来越得到全国急诊医学界的认同。

过去的只能回忆，未来的可以期待。随着协和医院门急诊楼的竣工，急诊科的环境条件和硬件设施还将有巨大的改变。6000余平米的面积，设备完善的抢救室和病房及监护室，设计合理的功能分区，自动标本传输和数字信息系统，都将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便利。我们需要的是在硬件发展的同时，更加加强我们的内含建设，提高我们在全国的学术地位，使之不愧于邵老创建的“第一个急诊科”的名声，不愧于周老师、马老师对急诊的精心设计和经营，不愧于北京协和医院这样一个全国一流医院的声望。